鄭志凱：企業家不該再逃避公民角色

但在台灣如此自由開放、百無禁忌的社會，最近十餘年，企業家除了在自己的事業領域內還偶爾發聲外，在大部份的公共議題裡反倒噤若寒蟬。連在反服貿這樣一個與產業有切身關係的議題上，除了六大工商團體的理事長出面講幾句場面話之外，真正以個人名義公開發表意見的，大概只有施振榮和鄭崇華等極少數人。

台灣的企業家對公共議題冷漠以待的心理，其實不難理解。一是在現代社會氛圍下，企業家身上所背負的原罪。台灣令人蹙眉的經濟窘況，誰該為二十二Ｋ薪資負責的爭論，年輕世代的就業壓力，一切矛頭都指向企業家，企業家卻百口難辯。

其次是時下二分法的思惟習慣，往往以標籤代替實質。藍綠統獨，政治經濟向左向右，都被投射在黑白兩色的光譜上，跟企業家所熟悉的輕重緩急多重取捨的複雜真實世界，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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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則是民粹和名嘴隨興給人戴高帽子、貼大字報的風氣，企業家誰敢輕拭其鋒？一旦不小心捲入暴風圈中，便難以全身而退。

由於這幾個令人心生畏怯的因素，台灣的企業家寧願參與慈善或其他社會公益活動，對於公共議題則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但是經濟和政治難以切割，尤其事關社會轉型，更需要從公共政策入手。企業家的觀點本來應該是全民觀點中的一部份。抱持人溺己溺、天下為公的胸懷與認知的企業家，比例不比其他社群為低。企業家又掌握了社會許多資源，如果在促進社會轉型過程中缺席，既是社會的損失，也未能善盡作為社會公民的責任。

企業家積極參與公共議題有許多先例，美國自然擁有最長遠的歷史，多年來的實踐，也取得了可觀的成就。觀察美國由企業家發起或參與的公民組織，有幾個方向值得參考。

企業公民實踐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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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長期耕耘。許多公共議題都有複雜因果和多種向面，需要長期的關注，才能建立整體論述，塑造在該公共議題上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從而增加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例如成立於一九九○年的電子前鋒基金會（ＥＦＦ，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那時互聯網尚未誕生，但Lotus 123的創辦人卡普爾（Mitch Kapor）等人看到數位科技對於人權、隱私、言論自由將產生前所未見的衝擊，需要在政府、企業、媒體之外，還有第四種聲音發聲。二十餘年來，ＥＦＦ果然成為了數位人權的捍衛者。

其次是放遠目光，追求長效。當今民主政治運作最大的流弊是討好選民，演變成以政策收買選票的零售式民主，因此政府部門的思惟愈來愈短視，經常犧牲未來利益，換取眼前利益。而企業家沒有選票壓力，反倒可以著眼未來，彌補政客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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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坐擁二十億美元身價的投資家伯格魯恩（Nicholas Berggruen）有鑑於此，成立了伯格魯恩治理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 on Governance），廣納公私部門菁英意見，建立政策看門狗（watchdog）的功能，防止政策嚴重向短期利益傾斜。

然後是合縱連橫。這樣不只可以聯合資源，也可以增廣視野，避免個人觀點和思想上的盲點。例如臉書創辦人祖克柏認為，移民是美國創新創業不可缺少的元素，因此發起成立FWD.us，並且邀請比爾蓋茲等十二名科技重量級人士共同參加，積極參與參議院有關移民法案的制定。

最後是信任領域專家，不勞御駕親征。除了自己的專業領域外，企業家其實對於所關心的許多公共議題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不宜扮演球員、裁判或主編的角色。而應該像製片人、報社老闆、或球隊老闆，僅僅提供資源和平台。

例如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購入《華盛頓郵報》半年多來，編輯方向完全不受改變，這和《中國時報》由旺旺蔡家接手後的全力介入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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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十年，可說是失落的十年，現狀不過是所有過去未解決問題的累積。走出困境不能靠學運，也不能期望行政、立法部門一夕間改頭換面。

企業家在為事業焦頭爛額之餘，行有餘力，對公共議題的參與其實是公民責任的一部份。所幸最近幾年，看到台灣的企業家自覺意識漸漸提升，各自從關注的議題，能夠施力的角度，隨份隨力，貢獻自己的力量。台灣要繼續深化民主，企業家不該缺席。如果因為畏懼譏讒而退避，反倒落了大眾批評企業家向來只為一己之私的口實。

但是企業家想要擁有話語權，只能長期耕耘，得到公眾的信任。台灣社會正面臨轉型的契機，企業家如果能夠從這次太陽花學運得到啟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社會轉型才有機會可大可久。（作者為聯訊創投公司共同創辦人及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