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拚業績

他曾到南部某所大學考察，應該是一百多人的必修課，只有十幾個學生來上課，且集中坐在最後兩排。「其中，三分之一打電動；三分之一在睡覺；三分之一看老師，這課要怎麼上？」陳東升教書二十二年，身兼教育部顧問室顧問，看到這種景象也很無奈。

教育部重金加持的頂尖大學，教學現場也好不到哪裡去。

九月初，午後一場對流雨，從天倒灌。台灣大學開學第一週，兩百多人的階梯教室，雖「座無虛席」，但放眼望去，學生不是打瞌睡，就是盯著筆電螢幕、低頭滑動手機。

高等教育是國家實力的後勤部隊，這支隊伍有沒有強烈的戰鬥力，攸關國家興衰。不幸的是，台灣這支高教隊伍，缺的不是先進的武器設備，而是學習動力和教學熱情。

校園的集點人生

《天下》九月份首度針對大學教師所做的問卷顯示，大學教師普遍認為，台灣高教的大問題，是學生學習意願低落。更有超過四成的教師表示，現在的大學教育，對於提升學生素質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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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原因之一，大學老師都在忙集點。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聽到「集點」兩個字，感觸特別深。

戴伯芬拿到博士學位後兩年，好不容易找到私立大學教職。學校當時正推行教師評鑑，從研究、教學、服務、輔導四個指標，為老師設計一套集點的「最適方程式」。

發表論文有點數，替學校招生有點數，「連上新聞都可以計點，全國版或地方版的點數還不一樣，」事隔多年，戴伯芬回想起來，依舊覺得不可思議。

「集點卡」是學校的網站，老師要將自己的「業績」上傳網站，每年還會做全校點數總排名。第一年，戴伯芬只拿到二十五點。「看到點數排名，被驚嚇到，」排名最後的五％，年資不能累計。她因此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拚論文，還到大學博覽會替學校發傳單、打電話催學生註冊，「好焦慮，只想趕快拿到點數、升等，然後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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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芬痛苦的集點人生，同樣在國立大學教師身上上演。一位老牌國立大學的助理教授，攤開雙手細數，學校將各種期刊分級、定點數。辦研討會、拿到國科會計劃也有點數。過去幾年，她一直沒有發表文章，點數不夠；每天一進校門，就心跳加速。系上開會，她緊張到胃痛，還得承受系主任幾近羞辱的「善意提醒」。

每兩年，她要被評鑑一次。上個月，又因點數不夠，在系務會議被檢討。「每一天，我都擔心自己會失業，哪裡有空輔導學生？」她不敢讓爸媽知道，他們引以為傲的「大學教授」頭銜，其實頂得巍巍顫顫。

大學教師集點，是從評鑑制度開始，而評鑑又跟錢（獎金、補助）綁在一起。

六年前，教育部委託高教評鑑中心，進行五年一週期的大學系所強制評鑑。評鑑結果，會左右大學的招生名額和政府補助。同時間，大學也開始對教師實施「Ｎ年條款」（在規定年限內，必須升等）、教師評鑑，做為升等與續聘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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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績效評估（ＫＰＩ）制度驅使下，累積點數，是大學獲得政府補助，大學教師升等、保住工作的最重要途徑。

「大學老師像信用卡，大學是卡片持有人，刷卡累積點數，向銀行（教育部）兌換補助，」中正大學行銷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曾光華比喻，這套系統已深植學術生態，並且出現許多副作用。

去年夏天，戴伯芬參加同學會。起初只是聊近況，談到學術圈各種怪現象；大家愈講愈激動，決定聯合其他大學教師組織工會，開了十七、八次籌備會，全面檢討台灣的高等教育。

評鑑制度，是他們首要批判的對象。上星期，高教產業工會就發表調查，八四％的大學教師認為，評鑑無法提升教育品質。在《天下》的調查中，也有六五％的大學教師認為，台灣高教最大的問題是「評鑑制度浮濫」。

企業視為能提升競爭力的ＫＰＩ制度，怎麼到了大學，就變質為影響教育品質的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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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點數當作教師的績效考核，並不是壞的設計，大學和大學教師的確需要績效考核。問題出在，大學教師忙著累積的點數，大部份和研究發表有關，教學成效、教學熱情卻被低估了。

在國立大學，研究佔考績達六成以上；即使是教學為主的私立大學，教學佔考績比重，也只有五成左右。

「我們不是『重視』研究，而是『偏重』研究，」中山大學教務長劉孟奇激動強調，且學術界做研究「很偏食」，只看能不能登上國外期刊。

大學裡的「ｉ瘋」

「台灣是全世界對『ｉ』最瘋狂的國家，」提起研究，曾光華滿腹牢騷。

ｉ指的是國際期刊論文索引數量（index）。它在評鑑制度裡，佔據最重要地位，也是大學的「生財」工具。教育部或國科會對大學的獎補助、大學對老師的考評、大學能不能衝進國際大學前五百大排名，看的大都是SCI（科學引文索引）和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在學術從業者之間，「有多少 ｉ」，顯示了這個人的價值。許多大學甚至開設研習課程，教老師如何投稿到國外期刊。「整個生態就是要發表ｉ，才有地位、尊嚴，有ｉ才能出席教授參加的會議，和資源分配的聚會。沒有ｉ，好像比人家低一等，」曾光華在大學教了十幾年書，寫了七本教科書，很難接受「唯ｉ是問」的學術生態。

學生也是ｉ瘋這個ＫＰＩ的受害者。

亞洲大學大三生劉曉梅（化名），和兩個姊姊都是靠助學貸款念大學。她滿心期待能透過念大學，讓自己有更好發展。

三年下來，她非常感慨，大學生很需要老師輔導；但她不知道老師為什麼那麼忙，沒時間關心學生需求。「上課講得不是太深，就是和未來需要沒關係，」她只能靠自己到校外學習、拓展網絡，自我提升。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套靠研究集點的評鑑制度，正在殘害台灣五萬多大學教師的「好腦袋」。

去年四月，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教授彭明輝辭職明志。他以「亡台從五年五百億開始」，抨擊高教管理者用SCI、SSCI綁架優秀學者，讓大學教師忙著發表國際學術界重視的論文，而忽略研究社會和學生的需要。

產業界對大學研究、和現實世界脫節，更是焦急。

上個月，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才公開呼應，大學過分偏重SCI，造成畢業生只會做研究，不懂實務，沒辦法跟上產業需求。大學電機系畢業生，甚至連一一○和二二○伏特都分不清楚。

誰該為走樣的評鑑制度負責？

主管高教政策、根據評鑑結果分配資源的教育部，當然有責任。推動五年五百億計劃的前任教育部長黃榮村辯護，「指標沒有錯，但制度影響行為；到最後，整個學術圈都在算點數。」

他顯然也不滿意這套制度。在採訪中，他邊打開iPhone手機裡的電子郵件邊說，每天都要接到好幾十封各大學傳來論文發表、大學排名的捷報。「無聊，我看完就刪掉。」不過，他身為中國醫藥大學校長，也得斤斤計較學校總共發表了多少篇ｉ。那是他的ＫＰＩ。如果連黃榮村都被綑綁在評鑑體系的繩索裡，如何奢望其他大學教師瀟灑掙脫？

一○五大限 引爆滅校危機

集點、ｉ瘋外，另一塊撞擊高教這艘巨輪的冰山，是少子化趨勢。

過去十五年，台灣新生兒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從民國一○五年開始，大專院校一年級學生數，將比今年驟減近三萬人，相當於三十幾所大學的招生名額。

「四、五年後，三分之一的大學會有問題，這是生存之戰，」黃榮村斷言，這將是一波大海嘯。

近幾年，在招生困難的學校，興起一套了淹水理論。

「現在淹水到一樓，我們還在三樓，要不斷往上爬，看誰不會被淹死？」一位私立大學教授透露。

在學測成績排名殿後的「後段班」大學，「被淹死」的危機感最強。他以屏東某技術學院為例，八年前有一萬個學生，到去年剩下兩千人；今年又只招收到一百個新生，遲早要被迫退場。

他為了幫學校留住學生，不敢要求學生，也不能「當」學生，「做老師做得很愧疚。」

大學行政管理者，則早已「進駐防災中心」，預防淹水淹到家裡頭。高雄正修科技大學副校長游步平的電腦裡，隨時都能看到台灣人口結構圖，以及一六三所大專院校招生與報到數字。

「我們很擔心一○五，天天都在討論，」游步平每星期都要到南部各高中職演講、座談，確保學生來源。他也要求全校老師走出去，甚至還要往下扎根，前進國中宣導技職。

五年前，高安邦從政治大學退休，轉任私立開南大學校長。他二十幾年教育生涯頭一次感受到，招生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情。

高安邦在校內多次模擬，一○五會有哪些科系被掃到，所以開始調整科系，把寶貴的招生名額轉給熱門科系。為了爭取更多學生，他要開南老師，免費到桃園縣內陽明高中教日語。

新生報到率也被列入各系主任的ＫＰＩ，必須達到九成以上。達成目標就會發招生獎金，也會分配較多的經費。

「每個大學校長，都要和高中校長做好朋友，」高安邦手機裡，儲存了好幾十個高中校長電話號碼。他體認到，大學教師現在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行銷。

「博士老師去拉學生，就像拉客戶買保險一樣。把自己塑造成成功的推銷員，利用人際關係和各高中維持良好的互動，」他在《大學差很大》一書中寫到。

對許多注重招生業務的私大教師而言，變成「業（拉業務）教授」，是最不堪承受的任務。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系主任周平，在南華工作了十年，多次在學校招生中心的指揮下，到高中做班級經營、演講，推銷自己的學校。

「勉強招進來的學生不想讀書，真正要讀書的學生又想轉學；老師也想轉校，有機會都走光了。」採訪這天，周平才接到一通電話，系上剛來一年的老師辭職，轉任國立大學。過去八年，他的系就有十幾個老師離職。

少子化或許打擊不到前段班大學，但是，讓頂尖大學有相對充足資源的五年五百億計劃，也將在一○五年到期。政府還會不會再撥一筆經費，沒有人敢保證。全球大學搶人搶錢的爭奪戰，只會愈來愈激烈，頂尖大學面臨的壓力也不輕。

高教的超完美風暴

評鑑、少子、全球化三大挑戰同時出現，一場高等教育的超完美風暴，將在民國一○五年爆開。

十五年前，大學錄取率一舉衝破六○％，到今年已經突破八八％。大學瘋狂擴張，成為大宗商品。資本主義的市場化列車，開進校園，從頂尖大學到後段班大學，全都追著錢跑。大學做為國家人才培育聖殿的使命，已在崩壞中。只是，政府愈來愈窮，國債高達五兆，再也沒有大手筆投資教育的本錢。

要解開高教的結，至少有三件事情，應該立刻去做：

一、改善大學與教師的評鑑機制。教育部和國科會，已注意到這個弊病。六月，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和另外三名副主委，聯名發表「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聲明將不再用論文發表量，做為審查研究計劃的最重衡量指標。

二、教育部獎補助機制應該更多元。不能獨尊研究與國際期刊發表數，教學評鑑佔績效考核的比重數，也要提高。

三、每一個學校都要找出自己的獨特價值、市場利基。

《天下》記者在大學校園採訪時，找到許多大學正努力發展特色、提升教學品質，讓自己的「產品」（學生）更符合市場需求。

台大管理學院教授劉順仁，從大學治理的角度提出建議。高教工作者要先想清楚「大學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再來設計ＫＰＩ和報酬系統，才不會出現扭曲的集點現象。

策略管理大師哈默爾（Gary Hamel）上個月來台演講時，一再強調，聽命行事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最需要的能力是自動自發、創新和熱情。

大學，最美的風景，不是睡覺的學生、集點的教師、算點數的校長；而是一雙雙喜愛學習、燃燒熱情的眼睛。

台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

必須革除的四大弊病

上週，大學教師組成的「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針對高教的評鑑制度，做了民調。八成四的教師認為，評鑑無法提升教育品質，讓教育流於形式。

這個讓教授們高喊應「立即停止」的評鑑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長鄭瑞城，之前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坦言，高教評鑑，必須針對「單、偏、繁、壓」四大弊病，進行革除。

「單」，一套效標指標，用在所有學校。「偏」只重量化，偏研究。「繁」，評鑑很多，讓學校抱怨很「煩」。「壓」，強制性評鑑。

但他認為，批評之前，須先思考高教評鑑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要爭取全球百大排名、上海交大排名，它們各有不同指標、遊戲規則。

透過評鑑 為學校找定位

台灣做過三次校務評鑑：1997年、2004至05年、及去年與今年。許多大學在高教評鑑前，連自我定位、基本資料、學生學習成效等，都不清楚。透過評鑑，校方把資料整理得很清楚，再經過外部的認定，這是對學生、家長、社會，該負的責任。

而且，若要解決「單」與「偏」的指標問題，必須從「類型」思考。針對大學或教師的分類，訂出不同指標來評鑑。

要解決「繁」的問題，必須整合所有評鑑。他呼籲，「台灣就這麼小，能不能把國內所有的評鑑，或是廣義的評鑑，整合起來。」

另外，最近教育部已經推動「大學自我評鑑」，來解決「壓」的問題──強制性由上而下的評鑑方式。

下半年，將有34所大學提出自評計劃。月底，首批開始自評的學校有政大、清大、長庚、中央、中山、陽明與台大。

高教司副司長馬湘萍說，學校可依特色，自訂評鑑計劃、實施方式及考核機制。只要經教育部認定，可不用再受高教評鑑中心評鑑。（林秀姿）

義守大學 搭起實務舞台 打造明日巨星

劇場外掛著粉紅色海報，斗大的「決戰60秒、躍上大舞台」，緊依著門外探頭探腦的人群。穿白襯衫、戴銀框眼鏡，義守大學電影與電視學系系主任侯尊堯，雙眼緊盯著空曠舞台。「我希望訓練孩子，從『把臉丟光』開始學起，」他頭也不回說。

大紅色背景的舞台上，有人怯生生地唱起不熟練的韓文歌；有人說冷笑話冰鎮全場；還有人擠眉弄眼，說她要用眉毛打鼓。

每人只有短短的60秒，決定60個報名的年輕臉龐，能不能修這堂「創意開發課」。台下的主考官，是這門課的老師──演員許傑輝。他聚精會神，要挑選出有潛力的人。年底，學生要演由他製作，在義大世界皇家劇院演出的定目劇《台灣舞孃》。尋找具實戰經驗的師資，幫學生找到舞台，侯尊堯說他要搭台、織夢、造明星。他要造的，還有義聯集團發展藍圖中的電影文創事業。

今年，是義守大學電影與電視學系第二年招生。學生從第一屆53人，今年從國內到境外生有64人報到。「我們強調實務，」侯尊堯創系的理念，是讓課程和業界沒有落差，培養實作和創作人才。也就是一出校門，就能進入業界的幕前、幕後工作。

除了不定期參與電視電影演出，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教師張國甫，堅持用三分之一上課時間，訓練學生體能，女生跑步、練瑜伽，男生做伏地挺身。

「電影拍攝一天動輒工作18到20小時，沒有體能怎麼拍？」也是導演的張國甫，暑假才剛完成一部電影，他手上還有十部公益影片準備開拍。接下來，三、四年級學生暑假要去片廠實習。

「當教學和產學做出口碑，我可以用最少的力氣招生，」侯尊堯說出他辦學的理念。（林倖妃）

逢甲大學 深耕基礎課程 優化學生素質

老牌私校逢甲大學，今年被英國《泰晤士報》選為全球百大新興潛力名校。其中，「研究品質」與「產學合作」兩項指標，更高出陽明、台科大等名校。

老招牌在國際上發亮，校長張保隆體會：「不趕時髦、穩扎穩打，是勝出關鍵。」逢甲大學辦學，就像中部殷實的製造業廠商，深諳自己的優勢與劣勢。當眾多私校為爭取招生名額，廣開熱門科系時，逢甲鮮少新闢科系，反而堅守大一基礎課程品質，用教學拉起品保的防線。

市場競爭 提升教學品質

2010年起，逢甲大一課程採「同課競技」：同一門必修課，放在同時段、使用同教材，但授課老師不同。例如，商學院大一必修課會計學，在同一個時段有十位老師開課，學生可自由選修哪個教授的課。「市場機制」競爭下，老師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吸引更多學生選課。除了磨練老師的教技，逢甲也善用教學助理，晚間幫學生進行補救教學，包括課後討論、考前加強班，還有搶救二一大作戰。

張保隆認為，各行各業都重視基礎專業，「畢業生素質佳，就能創造長遠的口碑。」因此，逢甲連續三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教卓）計劃龍頭。

《天下》調查，超過五成大學認為教卓計劃補助可實質提升教學品質，遠比五年五百億的成效來得有共識。

同是教卓計劃競爭者，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觀察，逢甲是一所重視教學又有方法的私校，「真正的教學卓越，是讓分數不是最好的學生，發揮出最大潛力。」逢甲辦學在海外也有了口碑。近五年來，境外學生成長了三倍，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為自己築起一道防洪牆。（林秀姿）

台北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 培育未來人才

一般大學多半透過讓學生到產業界實習，或聘請業師進入校園授課，來解決學用落差。

但台北科技大學新闢路徑，由產業界為大學生量身訂做教具，把工廠直接搬到課堂上；北科大則負責編寫教科書，協助產業技術傳承。

走進北科大「台達自動化實驗中心」，工作檯上是縮小版的生產線模組。三、四名大學生東摸西碰，學習如何流暢操作。他們必須在半年內，學完四套自動化系統。

隔條走道，是「台達基礎應用訓練教室」。一進門，就是24套排列壯觀的電子設備，用來整合所有自動化原件。

這兩間全台唯一為大學生量身訂做的實驗室，是許多工廠的「原型」。學生不需看書本想像，或是操作產業界早已不用的簡陋設備。

讓學生學到技術精髓

這兩間實驗室共耗資千萬元，一般國立大學單一系所，兩年也無法獲得這麼多經費。因此，只能聘請業師入校，使用陽春的教具，無法讓學生學到精髓。

企業走入校園，協力合作，已跨出一大步。更重要的是，產業界希望透過實驗室，培養出可以提升自動化系統性能與品質的人才，而非只是操作員。「產業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人才，而不是只會實做的人力，」北科大研發處技術合作組組長曾百由說。大學生到業界實習，只能做初階的雜役，產業必須額外付出時間和成本培訓，才能符合需求。

今年，北科大獲教育部選為典範科大。校長姚立德鼓勵各系所教授，複製台達電實驗室模式，引進更多產業合作。讓學生在校的四年期間，就能找到未來。（林秀姿）

五年五百億

教育部自2006年展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用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補助重點大學。目標是將至少一所大學，送進全球百大排名。

提出規劃的前教育部長黃榮村坦承，五年五百億實施後，台灣的大學，國際論文發表量大幅上升，是進步的開始，卻也造成學界往研究單一價值傾斜，出現敗壞端倪。

一位大學教授的告白 我們是勞工，學生是客戶

《天下》今年首度對大學教師進行調查，獲得極熱烈的迴響，每個人彷彿都有滿腔的話想說。《天下》特別訪問了一位在南部某私立大學任教的教授，他以匿名方式，吐露心聲：

現在的大學教育，不是傳道授業解惑，而是績效升等獎金。我把學生當成客戶，因為教學評量操在他們手中。要讓學生滿意，不能太嚴格，每個老師都投鼠忌器，學生可以到顧客關係管理系統（CRM）去批評老師。即使是學生不對，老師也會被檢討。

現在辦學是教育「產業」，我們是勞工，學生就是客戶。我愧對老師這兩字，因為我不敢「當」學生。

現在學校唯一使命是留住學生。學校招生愈來愈困難，我知道附近一所私立技術學院，老師已經三個月沒有領薪水。這不是第一次。愈往南，招生愈不容易，北部最好。台北最差的技術學院，搞不好都沒有招生問題。地點決定一切，就跟做通路一樣。

制度扭曲教育理想

這些制度讓老師都在為五斗米折腰，大學怎能進步？

學校的教學評量我拿高分，但我不認為自己是好老師，只是懂得玩遊戲。和二十年前比起來，我那時應該是好老師。我會丟一本以前在美國念的行銷學，分給學生每人一章閱讀，每週用英文報告給我聽。

學生受益很大，畢業好幾年，還會拿禮物來找我。師生應該是這樣，因為學生耐得住我的操。

現在為了怕學生被二一（二分之一不及格被留級），校務開會討論要求老師改成績，怕留不住學生。到底，未來要成為招生好的學校，還是被尊敬的大學？（林倖妃．蕭富元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