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管理全球化？

　開發中國家的農民必須辛勤耕作，替國家償付IMF的貸款，而商人則由於IMF的堅持，必須承擔較高的加值稅。對這些人而言，IMF這套體系只是向他們課稅，卻沒有為他們說話。

　

黑箱作業選出的領導者

　對IMF主導的國際體制感到幻滅的人也愈來愈多：在印尼、摩洛哥、新幾內亞，貧民的燃料與糧食津貼遭到削減，泰國人則眼睜睜看著IMF強制縮減醫療支出而使愛滋病患增加，還有不少開發中國家在所謂成本回收方案下，不再提供免費教育，使許多家長無奈地選擇讓子女輟學。

　在沒有選擇餘地、有苦無處訴的情況下，人民只得訴諸暴動來爭取改變。街頭當然不是討論問題、制定政策或達成協議的好地方，但是街頭抗議卻能促使各國政府官員與經濟學家反省一下，是否只有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才是成長與發展唯一可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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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一般平民老百姓，連執政者也愈來愈覺得，全球化到目前為止，並未達成當年所許下的承諾，也未完成它應該也能夠做到的事。開發中國家持這種看法，連已開發國家的人士也有同感。全球化有時未必帶來成長，就算有成長，也並不一定對所有人有好處。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往往造福了少數人，犧牲了多數人；造福了富人，犧牲了窮人。在許多案例中，我們都看到對商業利益與價值的考量凌駕在對環境、民主、人權乃至社會正義的關切之上。

　全球化本身沒有好壞可言。全球化有力量造福無窮，像東亞國家就曾根據自己的方式、設定自己的步伐來擁抱全球化，結果收穫豐碩，縱有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也是瑕不掩瑜。但在其他地區，全球化就不曾帶來這麼大的利益，對許多國家來說，全球化倒可視為不折不扣的大災難。

　十九世紀美國的經驗，與今日全球化形成很好的對比，兩者的反差適可說明昔日的成功與今日的失敗癥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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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美國因運輸與通訊成本下跌，使得原先的地方性市場得以擴張，形成新的全國性經濟，隨之而起的是全國性公司，業務遍及全美各地。政府在經濟演化過程中扮演要角，不是任由市場漫無章法自行發展。由於美國法院對憲法條文的廣泛解釋，允許聯邦政府管制州際的商業行為，因此政府獲得大幅的經濟權限。聯邦政府開始管制金融體系，設定最低工資與工作條件，最後還針對市場體系所導致的問題規劃出失業與福利制度。聯邦政府積極推動某些產業，並鼓勵農業等產業的發展，協助設立大學進行研究，還提供推廣服務來訓練農民運用新科技。

　由此種種，可以看出聯邦政府在促進美國經濟成長上扮演了核心角色。雖然政府並未採行積極的所得重分配政策，但至少許多計劃的利益普遍由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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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由於運輸與通訊成本持續下降，加上貨品、勞務與資本流動所遭遇的人為障礙日益減少，目前全球化過程相當類似於當年形成美國全國性經濟的過程。不幸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並沒有一個屬於全球人民的世界政府，能夠像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政府來指引國家經濟發展。

　我們所擁有的系統可稱為「沒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化管理」，由少數機構（IMF、世銀、WTO）與少數成員（與特定金融和商業利益密不可分的政府財經與貿易部門）主控大局，而許多深受相關決策影響的人，卻幾乎沒有發聲的機會。

　

該為誰的利益著想

　目前該是變更國際經濟秩序管理規則的時機。我們應該少談一點意識型態，多注意能行得通的方式，同時也該再次思考如何制定國際層次的決策，以及該為誰的利益著想。經濟成長是必要的，我們應該讓東亞成功的經濟發展在其他各地重現，否則全球經濟持續動盪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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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仍有改頭換面的可能，只要它能達到公平合理的運作，讓所有國家都有機會在與其相關的政策上發言，那麼或許我們還能創造一個嶄新的全球化經濟，不但成長得以長久持續，而且成長的果實也能更公平地由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