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行政院於九月六日當天,決定撤回和豐田合作建立大汽車廠計劃。這個決定,對雙方而言,都造成不小的損失,豐田於痛失台灣這個被認為「無法替代」的生產據點後,其在東南亞的汽車戰略計劃,勢得重擬;而台灣在幾乎達成協議前一剎那取消合作閃爍不定的態度,可能影響日本往後對台灣大規模投資的意願。
癥結何在?
據台灣方面的說法,不能達成協議的癥結在於,日本無法針對其提出的三項條件給予滿意的答覆。條件是:一、大汽車廠開始生產後第八年的輸出比率為五○%,二、生產後第五年,在汽車零件方面,台灣自製率應提高為○%,九三、技術轉移。
可是,據瞭解,豐田方面曾提出極富彈性的「讓步案」,再且,雙方應不可能設想不出「東方式的解決方案」,可是,台灣卻放棄妥協之道,無意貫徹原有計劃,原因何在?
其中有三個主因,第一,台灣方面認為計劃中原本就有不合理之處,而且台灣政府內部的反對聲浪極高;第二,台灣當局對本身經濟及汽車工業太過自信,並主觀斷定即使不與豐田合作,也能靠自己的能力提昇經濟和汽車工業的水準;第三,台灣經濟界始終不相信日本能做到毫不保留的技術轉移。
台灣汽車的國內需求量一年為十五萬輛,可是,一旦年產三十萬輛的大汽車廠成立後,雖其中半數–十五萬輛打算輸出,但另外還有十五萬輛要內銷,這個數目若再加上台灣國內六家汽車工廠生產的汽車數量,那麼,供過於求勢必難免。因此,台灣當局雖希望藉大汽車廠來刺激國內汽車廠的競爭力,使其能獨力製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但反對聲浪卻不絕於耳。
台灣今年五月下旬實行內閣改組,產生了以行政院長俞國華為首的新內閣,新內閣在大汽車案方面,態度保守。跡象顯示,在今年七月,新內閣事實上就已初步決定,如果豐田不肯針對前述三條件作大幅讓步的話,便撤回與其合作的計劃。
「豐田和我國合作生產小型汽車的計劃恐怕不那麼容易成功吧,我們並不擔心,」台灣裕隆汽車公司董事長吳舜文女士曾說。觀察家起初只將吳女士的這段話,當作是裕隆本身的姿態和願望,現在認真追究起來,吳女士充滿自信的言談,其靈感莫不源自台灣當局的態度。
合作計劃被封殺
另有一件值得玩味的事,台灣的中國時報在大汽車廠談判破裂前,就曾出現如下的說法:「在最高階層尚未指示更新的政策之前,大汽車廠的合作計劃,恐怕會遭『封箱』!」
儘管「趙鐵頭」–台灣前經濟部長趙耀東曾幼力排除所有反對意見,堅決執行及貫徹大汽車廠合作計劃,但新任行政院長俞國華及經濟部長徐立德顯然對這份被許多人強烈反對的計劃缺乏信心,終在唯恐節外生枝的的心情作祟下,導致談判破裂。
此外,裕隆等幾家台灣汽車廠為使大汽車廠計劃告吹,曾不惜透過政界人士向政府當局進行遊說,另一方面,據豐田副社長神尾秀雄指出:「豐田卻絲毫沒有借助任何一位政界人士的力量。」據他透露,曾有政界人士自告奮勇要為豐田出力,作其與台灣當局談判時的橋樑,但為豐田所拒。
依台灣政府最初的計劃,是想藉大汽車廠及部份零件製造商的壯大來提昇汽車工業,並據此帶動台灣經濟全面的發展。但就在大汽車廠計劃發表後幾年間,台灣原有的汽車工廠不僅在各方面均有所改善,而且,與高科技相關的產業也相繼產生。這個令人雀躍的現象,促使台灣政府下定重擬經濟發展策略的決心,而改以重組現有的汽車工業為基礎,使這兩項條件成為帶動整體經濟發展的動力。
台灣對本身經濟力過度的自信,不僅導使大汽車廠案流產,而且,這種心態,也影響了和日產或福特合作的可能性。日產汽車似乎覺察了這一點,日產副社長久米豐表示:「日產和台灣裕隆公司的關係在強化中,以目前情形來說,即使確定豐田與台灣合作計劃宣告失敗,日產也並沒有針對大汽車廠一事提出新提案的打算。」
儘管台灣對自身經濟能力顯得自信自滿,但據客觀觀察,以目前台灣的汽車工業和尖端科技產業的水準看來,這兩項條件都不足成為帶動整體經濟起飛的牽引力。因此,可以說這次,台灣是失算於對本身能力的過度自信。
台灣經濟界對日本企業的不信任感,也是使大汽車廠計劃胎死腹中的主因。即使連台灣塑膠大王–原本要擔任大汽車廠董事長的王永慶都說:「和日本企業合作的台灣企業,沒有一個不曾吃過虧的。」
雙雙受害
不管怎麼說,大汽車廠一案,其結果不歡而散,台灣和豐田雙受其害。
先談豐田。豐田在美國、西歐及東南亞等地各擁有市場,和美國的GM合作順利,與西歐各國的合作關係已相當堅固,東西亞方面,原計劃以台灣為生產要地,再據此作為豐田汽車外銷東南亞的據點。雖說東南亞各國的目標都指向「汽車國產化」,但目前無論其技術和生產力,都仍無法做到完全國產化的境地,這項事實,更使足以擔當汽車零件供給線及具有製造完整汽車能力的台灣,其地位更趨
重要。
此外,豐田原預測台灣製的豐田車外銷美國後,將可在小型汽車戰爭中攻佔一席之地,成為極有力的秘密武器。因此,對於已失去韓國(因韓國已與其他日本及美國汽車廠合作)這個據點的豐田來說,確保台灣實屬必要,台灣的重要性至此已被認定「無法取代」,因此,把失去台灣看作是使豐田海外作戰策略受到重創的觀點,應不為過。
雖說台灣當局於起草「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後,豐田不僅再度出入台灣的可能性,而且,豐田的社長豐田章一郎也曾意味深長的透露:「我們已與台灣方面取得默契,相信日後仍有協助台灣的機會。」可是,大汽車案的失利,對豐田來說,打擊頗大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對台灣而言,亦損失不貲。首先,新的汽車工業發展計劃,從確定直到能夠執行,還需花費一段時間,在這方面,又不能對保守的新內閣寄予厚望,由此,台灣在發展汽車工業上將落後韓國,是可以預知的;其次,就在雙方即將達成協議前一瞬間,合作計劃卻宣告流產,這次經驗,恐將影響日本往後對台灣大規模投資的積極性。
代價太大
總之,到目前為止,仍無法看出台灣意圖利用既有汽車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為踏板,藉以帶動經濟全面發展的想法有成功的可能,雖明知這種結果是政策一再搖擺及「對經濟能力太過自信」等失誤所帶來的,台灣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取代自東洋經濟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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