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的點火者

近兩三年來，社會結構急遽轉變，在舊秩序崩潰、新秩序又尚未完全建立的過程中，醞釀出一群四散各處，對現實狀況不滿、熱衷社會改變的人。解嚴，為他們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他們充滿熱情和憤怒，時常奔波於全省各處，在一次次的街頭運動中，嫻熟了各種抗爭技巧，為社會運動推波助瀾。

而整個社會權利意識和參與意願的提高，也促成民眾積極回應他們的召喚。政治學者吳乃德形容他們像是一群點火的人，弱勢團體藉由他們得到有關社會運動的知識，而他們則藉此獲得實現理念的機會。

這群點燃社會運動火種的人，因為背景不同而顯出極大的差異。他們之中，有的是知識份子，如律師、大學教授、新聞記者；有的是草根性政治人物，當中不乏曾投入早期黨外街頭政治抗爭的戰將，或是地方選舉的重要幹部。

抗爭力量大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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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從事環保運動的綠色和平工作室專職人員粘錫麟，在投入鹿港杜邦的環保運動前，是一名商人，之前還擔任過小學老師，後來也曾幫助高雄後勁居民從事反五輕的抗爭活動；橫跨環保、工運、農運的「社會運動工作室」負責人陳秀賢，不但擁有二、三年的黨外助選經驗，也曾因參與違建戶抗議，包圍高雄鹽埕分局事件而入獄。這群人複雜的背景，使得他們參與運動的動機彼此互異─有的人理想性格偏高，有的人恐怕拿選票、作秀的意味較濃。

然而他們藉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事件，也逐漸匯集了原本零星的力量。例如，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勞工為勞基法、工會法修正案，動員三千多人走上街頭，聲援團體多達二十二個，其中包括了勞工運動支援會、農權總會、前進雜誌，還有各縣市隸屬天主教的勞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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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綠色和平工作室林美挪的觀察，兩年前轟動一時的鹿港杜邦事件，便是一個極大的轉捩點。持續將近半年的抗議，凝聚了不少當時極關心社運的人。雖然日後各有不同的發展目標，但是基於當年情誼，彼此經常互相聲援。例如林美挪在自立報系任記者，當年因為採訪杜邦事件的新聞而結識一群朋友，後來更進而組織綠色和平工作室發揮理想。

後勤支援，前哨作戰

他們在行動中有的發揮組織力量，有的則單打獨鬥，但多半不脫「後勤支援」與「前哨作戰」的角色。他們平時把精力投注在「組訓」上：工運的重點是到各處協助工會籌組和運作，並且用教育方式提高勞工的權利意識；農運的重點則是下鄉一村一村的宣導，用幻燈片或小型演講會控訴農民是怎麼被執政黨剝削的。經費的來源，多半以捐款為主─有些是當地工會或居民，有些是關心社運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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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舉行街頭運動之前，他們就負責組織人力，規畫整個運動的程序、訴求和文宣。例如十月二十五日的農民遊行，整個口號和歌曲都經過精心設計，非常簡潔有力。像是幾乎只有一句「農民全勝利」歌詞的台語宣傳曲，以及「五二○無罪，釋放！釋放！釋放！司法不公！抗議！抗議！抗議！」等，非常有震撼力的台語口號。他們同時還南北奔走的串聯各方聲援力量，讓平時組訓的功效充分發揮。有了他們，社會運動彷彿被人畫龍點睛，一下子就能在街頭舞動得聲勢浩大。

他們也因此飽受外界批評，特別是他們的動機和目的。遭遇過大陸山河變色經驗的人，說他們必然是煽動破壞者；熟悉民進黨街頭抗爭模式的人，會覺得他們是在野勢力爭取政治資源的代表。資方尤其反感，面對後勁居民長期的抗議，中油為敦親睦鄰而設計的工業關係處第四組組長蔡敦堯認為，事件原本可以單純化，就是因為這些外力的介入，才使事件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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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才是運動主體

面對這些爭議，勞工運動支援會的專職人員賴勁麟坦然表示，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意識型態和政治立場，而且很容易在教育勞工的過程中散播出去。「但最終目標還是希望勞工能夠自己站起來，」他堅持，勞工才是運動的真正主體。

也就是因為這群人不是抗爭事件的主體，他們與民眾的目標有時也會發生衝突。例如農民希望農業能更加便宜，環保人士卻擔心濫用農業可能帶來污染；工會的成員可能在經濟利益滿足後便不願再抗爭，可是社會運動者通常會更進一步要求政治與社會力重分配。

在美國，工運發展的過程是社運者和工會最初互相結合，然後因為彼此目的不同，關係日趨緊張而分離，最後工會的發展逐漸以純粹爭取經濟利益為主要訴求。在英國，勞工與政治勢力結合之後，不但沒有分離，反而成立了自己的工黨。吳乃德分析台灣的現況，認為目前還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方向，唯一能夠肯定的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考驗，「不適合的路線會被淘汰，留下正確的、適合台灣發展的路線。」

未來該怎麼走才有助於台灣的長遠發展？無疑是台灣的社會運動者，在經過一年多的街頭試煉之後，應該趕緊靜下來省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