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

　二十年前當人們提到紐約，十年前提到香港，都會對當地犯罪與暴力橫行，繪聲繪影，讓聽者毛骨悚然。誰知道我國在解嚴以後，治安惡化的情況，其程度與速度如此急遽，手段之殘暴、刑案之頻仍，固然駭人聽聞，而犯罪動機之奇特，事後自我辯護的強詞奪理，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今天在台灣，治安問題不只在企業界被視為比匯率、勞工等等其他因素，對投資環境和投資意願更具負面影響；即使在全民關切的層面上，它也比交通、環境、福利更受到大眾的注意。到底「免於恐懼」在所有基本權利的位階上，應享有絕對優先的地位。

　於是「治亂世，用重典」是否有效、死刑是否妨礙人權等等辯論比賽時常用的命題，又變成熱門的話題；而「危害治安治罪暫行條例」也激起了許多仁智互見的意見。

　有人認為：濫刑而破案率不高，不但不能嚇阻犯罪，而且會有更多滅口、殺警……的副作用，以殺止殺不只有違世界潮流，也會造成無可挽回的錯誤與冤獄；更重要的是不從教育、倫理重整，而以刑罰「治標」的方法想要遏止犯罪風氣，真是緣木求魚。

　也有人認為：重刑是「增加犯罪成本」。對罪犯的姑息，不僅是對自己的殘忍，埋伏下次犯罪的種子，更嚴格的說，是在幫助犯罪；違法者不受嚴懲，就是守法者受害；為維護社會正義這個恆久的真理，應該不惜付出代價。

　法律永遠面對著萬古亙新的挑戰，那就是永遠要用新的標準和眼光，來評判規範變化中的社會問題。今天社會沒有能力承擔超過它能力的慈善和寬容，則必須要主張它自我防衛的權利。只有這個社會秩序因為防衛得當而存續下去，所有人道人權的理想才有實現的基礎。斤斤計較於司法的獨立和公正與否、偵訊量刑精確與否、刑度與傳統價值標準是否相符、是否與國際潮流觀瞻相悖，似乎都將偏離社會的脈動，而失之主觀，偏離了實際。

　「以德報怨何如？」孔子的回答是：「直斯可矣，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我們要面對處理的是法律的問題，不是宗教道德的問題，前人的智慧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與涵詠。（作者為嘉隆實業副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