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揚、瑞聯、廣三,到宏福陳政忠,以及海山集團的劉炳偉,這些營建業新興集團接連爆發財務危機,正揭示著:土地政策與經濟發展,乃至政治權力的曖昧關係,到了正本清源的時機。
經濟發展,應該不再是土地政策唯一、最終的目的。
中興大學地政系副教授李承嘉語重心長地說:「當國民所得超過一萬美元,整體國土規劃,不能再只為經濟發展服務了。生活品質更是重要考量。」
經濟為先,缺乏整體思考的土地政策,具體而微地影響人民與土地的關係。
桃園縣龍潭鄉,世代靠茶葉維生的謝國義,看著父親留下的土地,漸漸成為加油站、小人國停車場,以及宏�新建的渴望園區。「明知道茶葉好光景不再有,經濟遲早要轉型,還是捨不得讓茶園變工廠,」謝國義感傷地說。
農地漸被吞蝕,正是台灣經濟起飛過程的鮮明插畫。
成也土地 敗也土地
政大財政系系主任曾巨威分析,土地改革的成敗,肩負著台灣光復後經濟發展的成敗。
曾巨威認為,在第一次土地改革(即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後,釋出大量農地及農村勞力,源源供給台灣日後工業化所需要的生產因素。
但地狹人稠的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使土地供給在八○年代遇到瓶頸。由於土地使用管制嚴格,土地取得不易,地價開始飛漲,企業、民眾抱怨連連。擁有地方派系力量的營建業,反而坐擁暴利。房價不正常飆漲形成的泡沫,終於在九○年代初破滅,開始了長達十年的不景氣。
「台灣經濟成也土地政策、敗也土地政策,」經建會副主委薛琦說。
曾巨威回憶,早在十五年前,政府為提振經濟而成立經濟改革委員會時,大家就注意到:土地政策是未來二十年台灣發展關鍵。
十五年後,一場金融風暴吹倒營建業,才喚起政府對土地政策再檢討的決心。攤開這次經建會「強化經濟體質方案」中,關於住宅及土地管理的政策方向,曾巨威不勝唏噓說:「還是談了十幾年、未解決的老問題。」
土地改革窒礙難行,主因是缺乏統一事權的土地管理機構。
冠德建設董事長馬玉山不解地說,台灣營建業產值每年逾一兆元,卻沒有一個相對應的管理機構,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管一些,經建會管一些,農委會、經濟部也都各管一些,但是真正遇到問題,誰都不是主管機關。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薛立敏剖析,台灣土地使用管制的法令,其實複雜而嚴格,但在缺乏有力主管機關下,執行上卻是疏漏百出。
薛立敏指出,台灣在土地利用政策上,已擁有完整國土綜合規劃、都市計劃及區域計劃,幾乎所有土地都已納入使用管制。但真正執行法令的卻常常是鄉、鎮公所,在缺乏人力、專業、資源的情況下,「山坡地濫墾濫建、違章工廠林立,無視法令違規使用土地益形普遍,」薛立敏非常痛心。
「地方政府在管理土地上,的確很困難,」營建署署長林益厚坦承,層級不夠加上專業技術官僚太少,使土地管理僵化、缺乏效率。
大開暴利之門
法令嚴格,讓土地變更十分困難;而執行不力,更為金權集團、地方派系大開暴利之門。
根據中興大學副教授李承嘉的研究,過去五十年的土地政策,在「經濟獨大」的扭曲下,逐漸形成一群由土地累積資本的企業家,進而形成地方派系,並進軍政治領域、參與政策。
施威全在《地方派系》一書中統計,台北縣縣級以上民意代表,九成五是土地資本代理人;省議員以上層級民意代表中,九成一與土地資本有關。
土地與金權的共構體,形成土地改革強大阻力。
「地方政商勢力勾結,運用影響力變更地目,以獲取暴利,用以經營鞏固地方政治派系,」薛立敏嚴詞批評。
李承嘉批判,這些土地與金權的共構體,為了維繫利益,反過來令土地改革窒礙難行。
「在三七五減租後的土地改革,沒有一次是成功的,」中國土地經濟學會理事長顏愛靜認為,舉凡土地稅制、農地釋出等重大改革方向,都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被既得利益者抹煞改革良意。這使得近年台灣土地利用與規劃,非但沒有協助經濟發展,更嚴重破壞環境生態與生活品質。
當金融風暴吹得金權集團現出原形,經建會願意回歸原點,以中、長期制度考量重整經濟。土地政策也傾向不再獨厚經濟成長,而要成為兼具保育、民生、經濟均衡並進的整體國土規劃。
建立國土資訊系統、檢討土地稅制及加速都市更新,是當前土地改革重要方向。
有完整國土資訊系統,才能擬定適地適人的土地政策。
營建署長林益厚指出,採個案許可的發展許可制後,已解決不少原先僵化的土地管理,但更重要的是:要清楚劃分可發展區域與限制發展區,詳盡的土地現況調查勢不可缺。
政策像無頭蒼蠅
顏愛靜批評,政府雖然進行過幾次國土調查,但是各單位採用的分類標準根本不一致,做出來的結果既不完整、也拼湊不出完整面貌,無助於土地規劃。
沒有資訊,政策像無頭蒼蠅亂撞。冠德建設董事長馬玉山質疑,政府急著推出土地規劃與住宅政策,但到底餘屋有多少、需求有多少,民間、官方都沒有明確資訊。「這樣能對症下藥嗎?」馬玉山不禁要問。
而改革土地稅制,是過去遭遇金權集團抵制最嚴重的政策,卻也是增進社會公平最大利器。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蔡吉源指出,現行土地增值稅依公告現值逐年調升,使房價高漲;加上地價稅過低,有利囤積土地,助長土地投機歪風。這些土地稅制的不合理,加深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均。
「許多民眾賠售房子,還要交增值稅,大地主從土地交易所得的豐厚利潤,卻不用交稅,合理嗎?」身為土地開發業者,馬玉山仍是持平議論。
因此,許多人呼籲應該改革土地稅制。蔡吉源明確建議:提高地價稅、廢除或降低土地增值稅、改徵土地交易所得稅,才能有效促進社會公平。
而加速都市更新、重塑城鄉風貌,也能讓土地政策直接改善生活品質。
「看看大同區、龍山區部份區域,巷道狹隘、房子紊亂,像是有錢台北人住的房子嗎?」馬玉山嘆氣。
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博志認為,政府以低利貸款吸引消費者購屋,只幫助了營建業消化餘屋,無法全面解決問題。鼓勵都市更新,才是解決房地產長期不景氣的根本之道。
陳博志分析,拆掉舊市區環境不好的房子重建,連人行道都可一併更新。在不增加房屋供給的情況下,不但可以改善居民生活品質,另方面也讓營建業有更多生意做,真正兼顧提振景氣與生活品質。
但無論是國土資訊系統的建立、土地稅制的改革,或是加速都市更新,其實都是談了許久、卻進度緩慢的土地改革方向。
究其原因,成立中央部會級的國土管理單位,才能讓土地改革腳步一致且加速。
薛立敏建議,把原來分屬不同部會管轄的國土規劃、土地使用、水資源保護及住宅政策,統統簡化至國土(資源)部裡,縣市政府及鄉鎮再依序成立對等土地管理單位,增加政府統合協調能力。
追根究柢,土地改革能否成功,國土部能否成立、發揮應有功效,關鍵還在於政府當局是否有決心,趁機切斷金權與政治的不當掛勾,把土地帶來的寶貴生機,回歸給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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