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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有記憶的城市

青春的西門徒步區、浪漫的中山北路……,台北的造街運動正企圖重塑這個城市的風貌。一個有記憶、有夢想的都市森林會在台北實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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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區殘破不堪的人行紅磚道將走入歷史。

一項可能讓全市街貌耳目一新,遍及全台北市的造街運動,日前在中山北路段的動工後,將陸續展開。

中山北路只是造街運動的濫觴。不久之後,交通流量頻繁的南京東路、忠孝東路及羅斯福路等路段;人來人往的大安路、東豐街等社區巷道,以及熱鬧的西門町行人徒步區,都會加入改造的行列。

在都市發展局的主導下,市區人行道從磚面材質、街燈樣式,到垃圾筒型式、郵筒的安置等,都有完整的執行計劃,一反過去公部門單位「各管各的」的管理模式。

更重要的是,每一條街道的設計,,都是由民間建築設計師負責。他們是來自不同領域的建築專才,有的專司景觀的規劃,也有的擅長燈光的設計,將從不同的角度來改造街貌。都發局局長張景森驕傲地說:「我認為自己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一群夠水準的設計師。」

城市設計新浪潮

整個計劃案的總工程顧問華昌琳,曾在不同的國家做過如大型公園區、保育區及水源區等計劃案。現在她回到國內,要把台北市建造為一個「都市森林」,讓台北大街可以像綠色森林一樣地永續使用。

「一個城市美不美,並不僅僅是建築的問題,更牽涉到歷史學等包含所有對居住的相關認識,」老家在大龍峒附近的蔣勳說,從歐洲回到台北後,他才慢慢地了解台北市的歷史年輪,重新去了解自己成長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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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是一個有記憶的城市,」蔣勳指出,台北市工業化及城市化發展得太快了,讓大家忽略了它的歷史。造街運動表面上是要改造台北大街的外貌,而更重要的意義卻在於,透過設計師的雙手,讓大家去發掘台北市的歷史記憶。

如同位於萬華區(艋舺)的西門町,是台北早期發展的根據地。但隨著市區發展重心的日漸東移,西門町昔日的繁華榮景似成了過往雲煙。

然而週末假日時,在西門町圓環的速食店前,仍然聚滿機車與結遊的青少年,熱鬧的景象似乎又意味著西門町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充滿青少年的西門町是輕鬆而隨興的,」負責改造西門徒步區的空間規劃設計師歐陽新簡認為,表面上西門町是沒落了,但是新注入的年輕活力,又讓西門町像是在崛起中的新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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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和工作小組成員就針對這個潛質,設計了兩個街頭表演的小廣場,讓青少年有表演的空間。同時,圓環附近興建中的百貨公司,也將出現一個空中DJ櫥窗,可以作現場LIVE秀,增進空間與行人的互動關係。而一旁寬大面積的電視牆,將會隨時轉播球賽,告知行人各項藝文活動的訊息。造街計劃要重新塑形西門町的青春印象。

而同樣是台北舊街道的中山北路,卻有不同於西門町區的人文背景。這條台北人記憶中的第一條三線道(雙向道路及分隔島),儘管曾經歷過不同外來文化的衝擊,但是那條悠悠長長的林蔭大道,卻依舊翠綠如昔。

國內少數空間燈光設計師之一的林大為說,大家一想到中山北路,腦中就會跳出綠色道路和婚紗禮服店的畫面。在他眼裡,中山北路是優雅而迷人的。再加上它有美國海軍駐足的歷史背景,因此他特別設計了「中山北路特有」的淡藍色街燈,希望透過幽幽的綻藍光,妝點出中山北路迷人的夜景。希望透過街燈帶來的舊史情懷,使中山北路成為台北的「回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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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前空曠的廣場,經常有許多汽、機車佔地停靠。透過景觀設計師夏漢明的規劃,將來這片廣場將會是一個「有親切感,可以讓人使用」的小公園。

位於信義計劃區內,國內第一個大型購物中心的京華城開發案,在競圖之前,都發局為強調公共空間規劃的重要性,曾於八月底邀請美國景觀建築師湯瑪士.伯斯利(Thomas Balsey)來台。伯斯利指出,美國紐約市也同樣面臨都市土地取得不易的問題。但是經過重新改造設計,一些荒廢的土地,或是狹窄的小空地,都變成一座座公園廣場。著名的福德漢廣場和皇后區大橋公園就是這麼誕生的。

堂皇美麗的造街計劃,目前卻面臨工程品質的挑戰。造街運動雖為台北市注入新的遠景,但還須靠工程部門來實現。據服務於都發局都市設計科、同時具有建築師與公務員身分的盧維屏指出,工程部門的做事方式卻是,「若一件工程有十個計劃,他們只會選擇工程執行滿分,但是空間設計鴨蛋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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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建築評論家李清志也批評,作工程的人,比較容易忽視文化與歷史的層面,而單單看到建築結構和土木工程。例如為了捷運地下化,必須在地面上建置通風口及逃生口,形成竄出街道的「突出物」。負責忠孝東路段的建築師孫德鴻表示,未來東區的面貌會變成怎樣,他實在是無法想像。因為將來在太平洋百貨公司到統領百貨公司間,「短短的兩百公尺距離,將會有二十八個『約一樓高』的突出物。」

而更諷刺的是,花了三億元多而設計的中華路段,原本的構想是規劃成巴黎香榭大道的樣貌。但捷運局卻計劃在這條平坦的大道上,加設二百多個大大小小的「突出物」,破壞當初的景觀設計。

公部門各單位間的協調也不盡完善,一項「窄窄人行道」的改造工程,卻要涉及十四個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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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擔心的是,設計得再好,工程品質卻無法反映出來。設計師好不容易規劃出來的作品,到了發包廠商手裡,可能會完全走樣,根本沒有工程品質可言。因為,他們的設計是根據編列預算而做的,但經過廠商低價搶標和層層發包後,「所有的工程品質都是折扣、折扣、再折扣,」孫德鴻表示。這種求利不求質的工程環境,即便是貝聿銘在台北,也是無可奈何。

新生南路公車專用道上的候車亭就是這種制度下的犧牲品。照設計師簡學義原先的構想,候車亭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像積木般自由組裝的。但是施工後第一批成品的亭頂片卻不能完全密合,還得靠工人跳到上面用力踩踏才行。

然而,惡劣的工程品質,在公家單位「反正都已經做了,你還能拿它怎麼辦」的心態下,還是讓它出現在台北市。結果,同一個設計,出現在松江路和民權東路的公車亭卻差異甚大。「所有的公車亭唯一能看的,就是在晴光市場前的試樣品,」另一設計師陳國洲說。

走樣的都市設計

制度上的缺失不是最大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大家不去講究工程品質。「日本也有圍標,但是他們的工程品質還是很好,」孫德鴻強調。

建築師潘冀指出:「墨西哥、印尼、菲律賓的國民所得都比我們低,但是人家做出來的東西卻比我們好?」

品質的要求,不單單是一群人的堅持就可以做到。「由於大家都不認為空間設計有存在的必要性,所以都市設計在我們的體制下,就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空間規劃師歐陽新簡指出,要改造城市文化及面貌,要靠在這個城市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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