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出刊

奔赴自律之「約」

在台灣,新聞界被稱為 「修理業」、「受重視卻不受尊重」的「文化流氓」,而九月一日記者節,一群記者卻發起新聞界四十年來第一次的自律運動,草擬倫理公約,號召新聞界反暴力、退紅包。 這個一向貼緊權力核心、站在社會優勢地位的團體,如何開始自我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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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隱約掌控著你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打開電視,翻開報紙、雜誌,兩岸關係、總統選情、股市崩盤……,他們在無形中與你對話。

他們緊貼權力核心與社會脈動,代表社會大眾,被期許為民主國家制衡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權」。

他們是新聞記者。

但是在台灣,記者被俗稱為「修理業」、「製造業」,是「受重視卻不被尊重」的「文化流氓」。

「在台灣,新聞界還處於低度開發的階段,」在報社工作了十年的攝影記者林少岩,直陳新聞界的窘境。

然而,今年九月一號,一群有自覺的新聞記者,以「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簡稱記協)的名義,用不同於以往頒獎摸彩的方式,慶祝記者節。

他們提出新聞倫理公約草案,發起新聞界四十年來第一次的自律運動。同時號召新聞界,發表反暴力聲明和遊行,以抗議台中兩名記者遭黑道恐嚇毆打,爭取記者免於恐懼的基本工作權。

他們要從建立專業尊嚴、爭取新聞獨立自主、保障記者工作權的方向著力。

新聞倫理公約,是他們的宣誓。

從責任意識出發

「這是記協從由權利意識,走向由責任意識出發的一個開始,」倫理公約起草人、記協副會長楊汝椿強調,記協如果只是參與媒體內部的改革,由權利意識出發,爭取記者本身的權利和尊嚴,很容易成為新的利益團體,對社會反省和提升的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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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汝椿認為,相較於其他弱勢團體,在現階段的體制中,記者站在相對優勢的位置。因此「現階段台灣的記者,最需要的是自我革新,而不只是爭取更多的權益,」楊汝椿認為。

但是擁有一百多名會員的記協,如何讓一紙宣言,發揮效用,影響更多的新聞工作者?

首先,記協以倫理公約草案為引子,到北、中、南三地辦座談會,邀請當地記者們討論公約的內容,直接衝擊現有的新聞生態。

特別是草案中第二條:「記者應拒絕接受政府單位等採訪對象的旅遊招待、禮品或金錢饋贈,並堅決排拒其他收買或脅迫行為」,引起的爭議最大。

過去很多記者早已將採訪對象的旅遊招待,視為記者應得的「福利」。一位記者舉例,高雄市政府每年編列預算補助記者出國旅遊。另外,碰到有些黑道背景的大哥們,如果給的「潤筆費」不收,可能會因「不給面子」而有人身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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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記協在十月初主動召開記者會,揭發「最佳女主角」美容瘦身公司、三軍大學及國民黨立委提名人劉盛良送錢給記者的證據和事例。同時宣布成立「退紅包」檢舉申訴專線,以記協的名義為記者個人退紅包,同時拍照存證,不定期公布新聞對象送錢買新聞的案例。

「我們相信案件不斷曝光,會讓新聞對象比較收斂,同時也讓新聞記者懷疑,要不要收呢,藉此激盪一些反省,」記協會長何榮幸,說明揭發「家醜」背後的用心。

有用嗎?

「只要跨出第一步,就有成功的希望,每跨出一步,就是幫別人累積一步,」草擬倫理公約的楊汝椿,只花了三天時間就寫出公約草案,因為字字句句,都是他工作七年來,每天要面對的掙扎。

記協幹部林少岩則認為,目前記協最大的危機,就是真正投入、參與的人太少,工作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怕疲勞來得太快,」林少岩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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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天要花一半時間在記協工作上的何榮幸,真正的憂慮不是沒有人肯定支持,而是肯定記協的人,並沒有參與行動,多數人還在觀望、懷疑。

「記協要訴求支持的記者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對象,叫他們如何支持?」一位南部資深記者冷眼評述。中南部許多記者收錢,要革除紅包文化,恐怕不容易形成共識。

記協能否成功的關鍵,「就看能喚起多少覺醒意識,」林少岩認為。

「尋求公民社會的實踐,願意割捨和付出很重要,付出的不只時間和金錢,而是割捨既得利益、舊的習慣和文化,」楊汝椿提出覺醒的根節點。

打一場喚醒意識的仗,記協有勇氣揭竿起義,但面對未來,卻還有長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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