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新實驗

貼近看，三黨不過半的新生態，真正凸顯出的是，原本就不成熟、惡質的政治文化，也就是以打倒對方為職志的抗爭文化。

「陳水扁如果是巨人，那議會就很可能是泥淖，關係弄不好，他會被陷下去的，」國民黨議員蔣乃辛比喻。議會和市府的對立，三黨為對抗而對抗的結果，是台北市民要花每天兩百萬的開會成本，冒著一千四百億預算不被監督的危險，讓市長留著百廢待舉的台北市政不管，在議會與議員「鬥嘴」，做為這場民主實驗的代價。

市政總質詢前，市議會的資料室裡，最熱門的是第四屆議會的檔案，也就是陳水扁當台北市議員的新聞剪報。在野兩黨拿著陳水扁過去質詢市府官員的題材，「以牙還牙」，用來質詢陳水扁。新黨播出陳水扁在立院質詢掀倒被詢台的畫面，讓陳水扁難堪，諸如此類，被報社記者稱為「打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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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資深的府會聯絡員形容，國民黨的心態是，反正四年後也拿不回政權，乾脆策反。因此，國民黨議員就堅持要將老人津貼擴及軍公教，目的是「要讓陳水扁的財政負擔加重。」

借力使力

而執政的民進黨，也似乎還不能放棄當在野黨的格局。在議會當少數黨，護不了航，就動用外力，「借力使力」。總質詢時，輪到新黨議員質詢，就動員民眾「自動」到議場聲援陳水扁，搖旗吶喊，海報、標語、三字經，弄得議場如戰場，一觸即發。

市議會民進黨團召集人謝明達也承認，三黨間很多的爭議，表面上是府會之爭，事實上是政黨之爭。

深諳議會運作的陳水扁歸因，這一切的抗爭都是選舉效應。去年市長選舉的對立還餘波蕩漾，年底立委選舉的效應又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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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政治變成政黨對抗的政治，而政黨對抗又被議員的點子所牽引，」政治觀察家南方朔指出，台灣的議會政治已經變成一種對抗政治，看不到反對黨的政策、準則到底是什麼，沒有看到他們為民眾考量了什麼。沒有提出十年、長程的規劃，然後有信心地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而是沿襲一貫的「點子政治」，任何人只要突發奇想，找個點子；或者抓著陳水扁打，就能上新聞，在政壇領導其他人。

這種政黨間的抗爭文化，有其歷史與結構性因素。政大政治系教授黃德福分析，從早期威權時代，國民黨和非國民黨對抗，到現在的三黨對峙，其間參雜著複雜的統獨、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成為一種情緒性的反應，而非針對公共政策的辯論。「民進黨就是以反國民黨起家，而新黨則是同時反國民黨和反民進黨下的產物，反對和對抗是這些政黨的生存利基，」黃德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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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代美國的政治大師熊彼德，曾經提過民主政治的準則：所有的政黨，一定要讓別人知道你的執政目標，執政黨要擺出政策，而在野黨則要有影子內閣。

「這樣的話，你的敵人知道你，你也知道你的敵人，我們可以不一樣，但是大家可以談判，可以蹉商出一定程度的東西，」南方朔強調，議會政治不應該是一種對抗政治，在有施政的整體性下，議會可以透過監督，和政府共同來完成一件事情。如此，才有合理討論、理性問政的空間。

在政治學的領域中，對多黨政治，存在極端的辯論。歐洲大陸的民主政體經常呈現多黨制，多黨制度的確使某些國家的議會與政體不穩定，例如義大利、第四共和的法國等，但是也有國家能成功地運作多黨制度，如荷蘭、西德與北歐國家，他們政府的穩定性，並不比兩黨制國家來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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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黨或多黨，沒有絕對的好壞，也不是政局安定與否、議會是否混亂的必然因素。重要的是各黨的屬性、國家的政治文化，是不是能在承認現有體制的前提下，各政黨間做比較安定的聯合。

另外，民主政治有三個層次，權利的分配、運作與共識。「台灣的人談民主，只談權力的分配，不談運作和共識，」南方朔悲觀的認為，台北三黨不過半的趨勢很可能會跑到立法院、省議會，「假設這一天到了，台灣會倒大楣的。」

黃德福卻樂觀地認為，台北市政牽涉統獨、意識型態的問題較少，很有機會能在三黨衝突－－妥協的過程中，擺脫以往的政黨政治的抗爭文化，能建立起全新的政黨互動，走向以公共政策為導向的理性問政模式。

新風貌

台北市議會正站在一個轉捩點上。在走向理性問政的三黨政治和淪陷在政治對抗的角力間，搖擺不定。

強勢的民選市長陳水扁，一方面是府會關係的結，但他的強勢壓力，也帶給市議會一些轉變的契機。

例如他上任後開闢「與市民有約」，讓市民有問題可以直接找市長或見一級主管，取代了相當大部份議員過去強調的選民服務功能。議長陳健治就曾經感歎地說道，省市議長都是民選的，但人民好像忘了議會的存在。

而且新市府官員各個來自民間，不同於過去的官場文化，有理辯理，不甩過去到議會「實問虛答」、敷衍套招的「府會倫理」。

「現在官員精明專業，你不用功，他很清楚地看不起你，」曾任環保局科長的新黨議員鄧家基說，種種外在的壓力，迫使議員要比以前更用功。

鄧家基、林美倫、許淵國等新黨五人質詢小組，最近質詢的警察吃案事件，被輿論界評為理性問政的「成功作品」。他們蒐集個人選區內分局的辦案紀錄，一一打電話向報案人查詢，把原本只是一個個案的問題，拿出證據，提升到制度面的層次。質詢時，也完全從制度面探討警界吃案原因和解決方式，不像以往窮追猛打，要求首長下台，或以撤職查辦為目的。

而國民黨內，因為上次選舉競爭激烈，當選的議員多半「自求多福」，黨團運作力量和功能衰退。陳學聖、秦慧珠等議員組成的八人質詢小組，便公開表態，「專業型議員」要和「事業型議員」劃清界線。

民進黨議員，雖然經常被譏諷為「護航得比國民黨還徹底」，同黨議員感到立場尷尬，大歎問政施展空間受到限制，但是也減去了不少「為反對而反對的」色彩，學習轉型為執政黨。「對於政策要全力維護，但是對於實施的效率和效益，則有督促的功能，」黨團召集人謝明達界定自己執政黨議員的角色。

立法功能加強

另一方面，新的政治規範——直轄市自治法的設計中，議會的立法功能加強，議員可以對台北市政有更積極的著力點。

過去議員一向被批評為「作秀多於做事、口水多過茶」，過度擴張質詢權。台北市政府研考會主委林嘉誠認為，是因為過去行政權太強，再加上府會立場一致，立法權難施展，議員自然往質詢的舞台發揮。而直轄市自治法通過後，增加議會的立法功能，明定台北市議會為立法機構，府會的設計類似總統制，因此，林嘉誠認為，新的台北市議會在審議法案和預算審查權上，應該較能發揮。

今年的議員就打破二十五年來只審不提法案的傳統，一開議就提出了由議員草擬的四個法案，包括「台北市公民投票法」、「台北市議員自律準則」、「台北市變電所設置辦法」以及「台北市瓦斯槽設置辦法」，提出法案者皆為民進黨和新黨議員。兩黨對發揮議會的立法功能興致昂然。

有機會大破大立

「其實現在很有機會大破大立的，」以專業議員形象自許的民進黨議員李逸洋指出，他原本認為民進黨和新黨的結盟可能性相當高，因為兩黨的潮流都傾向反金權、廉潔，可以結合起來挑戰舊有勢力，打破府會共生互利的惡性傳統。但是礙於省籍、族群等非理性和估計不到的外力因素，使得新黨和民進黨的合作困難重重。

台北市政府能不能建立起良性互動的政黨政治，為年底以後的立法院及各級議會建立典範？

「民意監督是最重要的助力，」學者專家和有心的議員異口同聲。除了有賴市民的高品質監督外，三黨政治人物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智慧，擺脫政黨對抗的情結，恐怕更為立竿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