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坎村看廣東奇蹟

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早上，烏坎村街道響起召開村民大會的銅鑼聲，約四千人應聲上街，臨時起意地前往上級陸豐市政府抗議。

這突如其來的行動，雖然導致警民衝突與多人被捕，但接下來三個月卻出現意外的發展。

懾於群眾的浩大聲勢，村政府官員們竟連夜集體逃亡。烏坎村從此進入「無政府」狀態，為中共建政以來首見。

烏坎人把自己推向挑戰中共體制的危險邊緣。

為了讓村裡日常事務照樣運作，並與市政府談判，村民旋即推舉了十三位村民代表，組成臨時理事會，形同自組臨時政府。大陸右翼媒體甚至稱，這是「中國鄉村第一次現代民主自治的偉大實踐」。

「新農民運動」的典範？

烏坎的官民對立情勢愈趨升高。十二月九日，理事會副會長薛錦波，和四位帶頭組織烏坎抗爭的村民，被不明人士帶走。

兩天後，薛錦波家人接到政府通知，薛錦波已經「心源性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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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下，烏坎村民與陸豐市政府的緊張關係，升到最高點。

市政府出動警察、軍隊封鎖烏坎對外交通，並封港、斷水斷電斷糧。村民則在各出入口，裝設路障、陷阱，並派人手持銅鑼站崗，預防政府入村抓人。

「政府派來的部隊，一天要吃兩萬多斤大米，我們這個小農村變成土匪窩，」一名烏坎村民對《天下雜誌》記者氣憤地說。

一場山雨欲來的鎮壓眼看就要發生，情勢卻在這時急轉直下。

中共卸下過去對農村抗爭一貫的高壓手段，罕見地用懷柔身段處理。十二月底，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親自進村與村民會談，接受原被稱為「暴動」的村民要求，平和落幕。

目前，中共中央中紀委也派人坐鎮烏坎，「監督」省政府對烏坎的工作。並預計最慢在二月中旬，就會提出返還土地、或補償金的解決方案。

「沒有堅持，就沒有這樣的勝利，」坐在臨時理事會辦公室，六十歲的烏坎村民沈景照，說完這話後，微微揚起下巴，有點得意，也帶點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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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農民群體抗爭中，的確少有像烏坎人這樣敢於爭取、敢於大聲宣布勝利。

烏坎人的「反骨」精神可說其來有自。

特例？還是通例？

自清末民初，民智啟蒙早的廣東，一直都是革命和改革開放的最前線，十九世紀末太平天國、孫中山革命運動，都從廣東開始。

而烏坎村所屬的汕尾陸豐市，更是中共「紅色政權」的發源地之一。

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人物、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就出自海陸豐。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海豐、陸豐縣蘇維埃政府」，就是彭湃在這裡建立。今天，還有不少年輕人，在紀念館前憑弔、紀錄。

但是，烏坎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烏坎事件，到底是特例、還是通例？這個事件的處理，對未來中國大陸因應層出不窮的「抗爭」，又有什麼參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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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開年，來到剛剛打完一場「勝仗」的烏坎。前些日子滿村橫流的抗議標語、旗幟，此時已不復見。但村民活動中心的戲台前廣場牆上，仍貼滿村民控訴土地的大字報。

只不過，原先擠著上百人開村民大會的廣場上，只剩下角落大樹下，幾位老人悠閒打著麻將。

但戲台邊五十公尺外的理事會辦公室，仍不時聚集著十來多個人：菸不離手的老人，手上掄著塗著紅漆木棒的年輕人，用接近閩南語的潮汕話，繼續談著前些日子的話題。

在這個登記一萬三千人口，常住人口不到二分之一的靠海農村，主要住民還是老弱婦孺，青壯年多在外地求生。

沈景照說，村裡人向來稱自己的工作是「三半」：半農、半漁、半工。

但因為土地被盜賣大半，還有半農身分的人已經不多。「農民以地為天，我們是因為天被搞掉了才會出來爭，」在理事會辦公室裡，圍坐泡茶的老人爭搶著說。以前，人人種稻米，可以養活自家十幾口人，打漁是副業；現在卻連填飽肚子都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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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中有細的猛爆

長期研究中國基層社會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陳志柔觀察，潮汕地區緊密的宗親文化，是烏坎村民可以用嚴密的組織力、清楚的分工，以及活動時的紀律，一路堅持達到訴求的重要原因。

例如，村裡自稱「熱血青年團」的年輕人，是這次烏坎人展現科技抗議效益的主力。

烏坎被封期間，年輕人自行拍攝影像，透過網路向外發送。也每天透過新浪微博向外發送訊息，成為烏坎事件官方消息外的唯一消息來源，也讓烏坎免於被隔絕淹沒。

至於，扮演防衛角色的年輕人，則至今仍很盡職。村裡只要出現陌生臉孔，周遭馬上有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出現，盤查來意。前些時候派上用場、塗著紅漆的木棍，也還隨身帶著。

「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的俗諺，就是形容海陸豐地區的居民性格的猛爆。但烏坎人的粗中有細，也是中共不得不退讓的關鍵。

例如，烏坎人從抗爭以來，一直巧妙地張開雙手歡迎各地媒體。一面帶領記者走「私房路線」進村，把民宅改裝成「媒體中心」，一面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煮三餐，同時象徵性地每餐收二元人民幣餐費，以預防政府對村民「勾結境外敵對勢力」的指控。

當然，烏坎謹守分際，不挑戰中共底線，更是這次行動勝利的最重要原因。

中國大陸著名青年作家韓寒，曾在接受《天下》專訪時說，「中國人抗爭只是要『權益』，不是要『權力』，大部份都是順民，共產黨其實很幸福。」

中研院的陳志柔則指出，中國的群體抗議事件，從來不反對中共一黨領導，而且是真心的，「烏坎的抗爭，從頭就強調擁護共產黨，他們要打倒的是地方貪官。」

農村治理證明失效

陳志柔觀察，近年風起雲湧的中國農村抗議事件，相當程度反映了中共的農村基層治理失效。

把鏡頭拉到烏坎村廟台廣場，一位挑著擔子的農民，正站在空蕩蕩的廣場邊，看著牆上的烏坎訴求。

他不是烏坎人，而是從福建漳州，挑著茶葉四處走販的農民。問他看了有什麼感覺？他靦腆地笑不回應。問他家鄉附近是否有類似情事？邊搖手、邊點頭的他，匆匆離開。

他走後不久，一位來自隔鄰碣石鎮的男子，則拿著一疊「控訴狀」四處發放。他說，知道這裡現在記者多，他希望家鄉的土地問題，也得到關注。

「烏坎村的抗議並不特殊，而是中共的處理方式與過程特殊，具有指標意義，」中國大陸研究協會理事長、銘傳大學教授楊開煌說，廣東當局雖然接受村民要求，但沒有在政治上做任何退讓。

「指派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帶領的省工作小組進駐烏坎村，不僅是為了『擺平』事件，而是為改進全廣東的村級組織建設，提供借鑑，」一月三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省第十屆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上致詞時，對烏坎事件定調。

汪洋表示，要以「解剖」烏坎村「這個麻雀」為基礎，專門針對改進村級組織建設、解決突出問題，進行規劃。

看來，烏坎人「爭取權益」的行動，至少在政府處理上，為中國農民爭取了一個「烏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