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玉玲：要讓社會傷口看得見

大學畢業，顧玉玲第一個工作，是去了自立報社工會當祕書，把自己投入了基層工會，和工人綁在一起。「我想知道，台灣工人長什麼樣子，」更要檢驗自己究竟能不能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當時報社有早晚班，有人早上六點上班、有人到晚上兩、三點才走。她和其他工會幹部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常日以繼夜，跟著工人去唱卡拉OK，也去有中年妓女的阿公店。當然更多的時候，是站在工運抗爭的第一線，和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庭，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站在一起。

之後，從基隆客運連續罷工兩個月，成立女工團結生產線、到參與台北公娼事件，顧玉玲一次又一次地選擇和弱勢者站在一起。

顧玉玲發覺自己，「生命中唯一拚命做的事就是工運，」連第一次婚姻的婚禮都奉獻給工運秋鬥。穿著白色婚紗以高空彈跳的方式來結婚，以此為工人秋鬥遊行造勢。雙方父母都是從新聞上，得知這對年輕戀人的婚訊。

廣告

但是，把自己投入工人階級，頭一兩年，「當然是痛苦得幾乎是天天哭，」她曾經想逃，但是在社會現場的力量和同儕團體的同志情感，以及感受到一股集體可以改變現實的力量，使她堅持了下來。

一九九二年，顧玉玲開始擔任工傷協會祕書長，將一群工傷者，從南到北組織起來，希望能以集體的方式對體制進行改變，建造一個讓八百萬台灣勞工更安全的工作環境。

顧玉玲指出在台灣五十年經濟發展過程中，八萬多工人在工作中喪命，近四十萬名工人因工作傷害導致終身殘障。

發覺生命的意義　拚命做工運

工傷協會就是一個平台，接收台灣社會福利，和勞動法令的破網中，掉下來的這些受到職業傷害的人。

顧玉玲看見不少職災工人，自殺好幾次之後，藉由開會討論、拉白布條、開畫展和作曲，把個人的悲痛可以經由集體的行動力量釋放出來。除了自我的心靈治療，也使他們的生命在社會中重新找到著力點。

廣告

疼惜人命　希望勞工傷口被看到

她看到更多的，是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屍橫遍野。

「我就是要逼得台灣社會非看見不可，」在一九九六年，「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第一次工傷攝影展就是在台北敦化南路和仁愛路交口，最昂貴的地段展出。攝影師何經泰巨幅的工傷者相片懸掛在安全島行道樹上，傷者以他們殘缺的肢體，直視世界。

為了要讓更多人看到，他們也走向國際舞台。

兩年前，顧玉玲和美國無線電公司（RCA）自救會員工，前往美國舊金山和華盛頓串聯台灣及國際間工運、環保團體，積極與職業病醫師、律師連繫，展開跨國求償行動，引起美國許多媒體報導。

此外，經過工傷協會和工委會耗時七年推動，二年前完成的「職災勞工保護法」，成為台灣首部工人自主立法，官方進一步協商的勞動法。也帶領工運，從追求自身權益的勞資爭議，進一步追求制度的改變。顧玉玲強調，「這個法的基礎，是用工傷者身體的殘缺，和流出的血所塑造的。」

廣告

今年，在台北一○一大樓，工傷協會成功推動勞動紀念碑的設立，顧玉玲期待，「如果台灣的每一棟大樓、每一條街都有工傷紀念碑，那麼大家觀念就能改變，台灣經濟發展就不會朝利潤最大化去發展，而犧牲掉很多人命。」

當年的文藝少女，如今已經變成了堅實的勞工運動工作者。從第一線工作上退下來，顧玉玲依舊忙碌的開族群平等聯盟的會，做工傷協會的義工，她計劃開始整理過去十幾年來工運經驗和台灣工人的故事。只不過，這回她將用筆，把她生命所看到的社會真實，讓這個社會也一起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