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秉怡：要幫無殼蝸牛找個家

在運動結束後，參與活動的人員就兵分三路繼續發展；一是無住屋團結組織，主要透過運動，爭取無住屋者權利，到後期則轉為住宅政策研究，推動租屋補貼立法；二是專業者組成的都市改革組織，持續關切都市發展議題。另一部份就是「崔媽媽」服務中心的成立。

很難將呂秉怡和任何街頭運動狂飆的政治明星連在一起，因為他本來就不是。

自稱是當時街頭運動中的苦力兼書僮，「只是因為明星球員退場了，原來是坐冷板凳的二線球員，硬著頭皮上場，被滿場觀眾塑造成英雄，自己留了一身冷汗，居然也留下了歷史。」當時在無住屋運動最前線的「巨人」，包括了當時台大城鄉所博、碩士班的一些學生，如今的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前台南縣副縣長、台南藝術學院教授曾旭正等。

在「巨人」陰影下成長，呂秉怡其實並不太在意。家裡上有持傳統觀念的教師父母，外加一個各方面都極其優秀的姐姐。這個安份、保守乖乖念書長大的男孩，一直也沒甚麼機會單飛去獨當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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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參與街頭運動，家裡是反對的。呂秉怡為了不讓父母知道，常常在六、七點時回家，洗好澡，把房間燈、收音機打開之後，偷偷溜出去，跟著大夥兒，熬夜工作。隔天清晨，再偷偷溜回床上睡覺。遇到大夥兒要上街遊行時，他不是躲在後頭，就是自告奮勇拿白布條或標語，把自己藏起來。所以現在要去找一張當時他在街頭運動時的照片都很困難，這讓「崔媽媽」的同事老是笑他說，在歷史的現場，他只留下拿著標語的雙手和一截褲管。「最慘的是，連只剩一截褲管還是逃不過媽媽的法眼，因為衣服都是媽媽洗的，她認得她洗的衣服，」呂秉怡自曝糗事。

然而，正是這號當時躲在後頭的人物，十四年來穩穩當當地把「崔媽媽」從沒錢、沒人、沒資源中，轉型成功。

「人家說娶到一個好老婆，你就少奮門十年，但是如果你去了一個好的NGO，你也是少了十年的奮鬥，」呂秉怡以自己生命的經驗，見證民間組織對年輕人的歷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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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怡強調，因為NGO人少，非得要學會資源整合運用。「NGO的培訓是一個社會領袖的培訓。校長兼撞鐘，但不論怎樣你還是校長；在二、三十歲時就可和立法委員、經建會主委平起平坐，討論和決定政策的方向，這種機會你哪裡去找？」
原本以為自己會去拍紀錄片、或是做個研究空間文化學者的呂秉怡碰上了這個機會，更把握了這個機會。其間，他也看到許多精明能幹的同儕，很會捕捉趨勢，跳來跳去，但反而是一做十數年的他，累積了一些成績。
呂秉怡認為，自己在台大城鄉所的一位指導教授謝國雄給了他極深的影響，謝老師治學嚴謹、扎實、有邏輯的態度，讓他理解到「練功夫從蹲馬步開始；做事要扎實、蹲點，才能累積，一塊磚、一塊磚地疊，就會蓋出一座城堡，」也實踐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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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媽媽」成功的一部份原因，有賴於媒體在初期的大幅報導和支持。「我們沒錢登廣告，所以一定要想辦法上媒體。」呂秉怡訂下每個月至少要上一次新聞的目標，是靠著「打不死的精神」一點一滴做出來的。呂秉怡剛開始對發布新聞完全沒概念。

但是，他每發一次稿後，就會買回所有報紙，一篇篇檢討哪一段新聞稿記者用了，那一段沒用，為什麼沒用？如何改進？為什麼有的新聞稿被採用，有的新聞上不了？一通通電話打去問新聞記者。就這樣，雖然呂秉怡自己不是媒體人追逐的新聞人物，卻練就讓「崔媽媽」家喻戶曉的能耐。

多一點雞婆精神　社會更有正義

現在，「崔媽媽」甚至比許多企業的公關部門還先進，每年年初，就將整年度的媒體策略擬定出來。

「崔媽媽」開始推出租屋仲介服務時，原是希望能協助弱勢的租屋族。因為單單大台北區約有三十萬的租屋族，如何租到房子、不要遇到惡房東等成為不少租屋族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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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房東也不見得好當，房子出租時，也怕遇到惡房客。在雙方都有需求也有顧忌的情況下，推出的租屋服務，及時成了「租屋小市民的救星」。當時仲介業者放話，嘲弄這些學生推動的社團，撐不了半年。這句話讓這批當時二十初頭的年輕人決心要賭一口氣，「至少要撐過半年。」

當初呂秉怡和這些年輕的伙伴，萬萬沒想到，他們不但撐過半年，還一幹十幾年。現在每年房東和房客的平均服務量超過五萬人次，歷年服務總量超過五十萬人次。

「崔媽媽」的義工們都相信，每個人只要多管一點閒事、多一點雞婆精神，這個社會就會更有正義、更合理。

也正是在這個前題下，「崔媽媽」陸陸續續推出了弱勢者住屋服務、評鑑優良搬家公司、公寓大廈法律服務團，以及參與推動社區營造。雖然走得不快，但畢竟一步又一步的往前走。

呂秉怡相信「崔媽媽」透過市場遊戲規則來改造居住的品質，是社會改造的一種方法。「我們在推動寧靜的社會革命，」他篤定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