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全球化對台灣經濟影響很大,但到底有多大?從兩個看來很相近的經濟數字可以看得出來。
GNP(國民生產毛額)和GDP(國內生產毛額)。兩者的差別在於,GNP列入台灣境外的投資與所得,GDP則無。
而在台灣,兩者的差距,正史無前例地擴大。
二○○四年結算,台灣的GNP近十兆六千億元,而GDP卻僅十兆二千餘億元。兩者差距達三千五百餘億元,較四年前成長一.五倍,創下新高。
這代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如魚得水的台商,與台灣其他人的差距,正愈拉愈大。
但如果將焦點縮小,鎖定兩塊地方,面積只有一.五平方公里的臺北市信義計劃區,和遠在彰化八卦山麓,人口四萬五千人的社頭鄉。
以兩個區塊的對照,全球化的「贏家」與「輸家」,一目了然。
隨著世界第一高樓的落成,台灣最國際化的信義區,甚至整個台北市,出現數量空前的豪宅銷售,每戶動輒上億的驚人高價。在全球化的遊戲中獲利的金字塔階層,支撐起炫目的奢華。
全球化 富者愈富
最富者更富的事實,也反映在數字上。以立委劉憶如根據主計處資料的研究,如果將台灣民眾依所得分成十等分,後九○%,在最近五年間所得均微幅減少;而最富的前一○%所得增加一.三四%。
而在彰化,三十年來保持著「客廳即工廠」遺風的社頭鄉,卻成為新一波全球衝擊下受害的代表。
社頭曾靠著鄉民強韌的生命力,度過民國八○年代的紡織業出走潮。但這回今年全球紡織配額的取消,使得社頭直接面臨中國大陸的廉價競爭,對於過去幾年間在虧損邊緣掙扎的織襪家庭,很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羽毛。
享受財富 不承擔義務
全台灣紡織業還雇用二十一萬人,面臨風雨欲來的新失業潮,四十歲到六五歲的中年失業,最令人擔憂。「真正麻煩是中間的,」台大地理系教授周素卿說。這部份人大半輩子都在做同樣工作,轉業將有極大瓶頸。
學者認為,面對全球化衝擊,政府必須準備好一個整體的解決方案,「你要跟那些新富說,你要付稅,你必須要有所付出,才能活在一個比較安詳的社會,你必須要有所付出,才能去補償那些全球化的失利者,」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瞿宛文帶著理想的說。
但在全球的金流、人流中,富人有太多方式擺脫當地政府的束縛,累積、享受財富,卻不用承擔義務。
例如,一位外商投資銀行的高階主管表示,他有一位金字塔尖端的客戶每個月淨收入達一百萬美金以上,但因為該客戶的公司都設在維京群島等避稅天堂,前陣子國稅局竟然通知他退稅。害該客戶很不好意思,趕快把退稅的錢捐給慈濟。
全球化的衝擊,舉世皆然
的確,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英、美、日都因為全球化的衝擊,而貧富差距擴大,也讓許多國家束手無策。
但世界有兩個常被拿來與陳水扁類比的國家領導人,卻勇於承擔責任。
他們是英國首相布萊爾、南韓總統盧武鉉。兩個人都是反對運動出身的律師,在五十歲上下的壯年爬上顛峰時,都背負著「改革」的使命。
四個月前,工黨的布萊爾在他連任第三任首相的典禮宣布,這個任期主要任務是「增加社會流動性」,讓「每個人都享受得到富裕」。
他採取近乎激烈的強硬措施,要求劍橋等一流大學保留名額給公立學校畢業的學生,希望能藉此增加階級流動的機會,而在英國引起保守勢力的強大反彈。
而另一位反對運動出身的律師總統——南韓的盧武鉉,上任兩年間,一直以「拉近城鄉差距」為己任,甚至提出遷都建議(國會未通過),以大幅補貼去年通車的韓國高鐵,以低廉通勤票誘使民眾搬出漢城。
在柯林頓時代擔任美國勞工部長的瑞奇(Robert Reich),曾經撰文:「其他國家的實際情形和美國的歷史,都顯示國家所得不均的程度,會隨著政府做的選擇而擴大或縮小。
國家不僅是經濟單位,也是社會單位,如果出現可能使國家陷於分裂的經濟力量,只要這個國的政府家選擇與他對抗,就絕對能辦得到。只要這個國家的政府有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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