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為何韌性堅強？

問題是，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同樣也會衝擊大西洋的彼岸。最近在歐洲傳出的一連串紓困，證明歐洲並不會比美國更安全。風聲鶴唳的市場恐慌中，投資人說不定覺得，還是把財產全都藏到床底下，比較能睡得安心些。
經濟上的「兩個中國」

資本主義中國能出現嗎？

九月底天津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溫家寶說，改革開放仍將繼續。但改革之路，是更自由？還是更管制？一本新書給了驚人的答案。

從外面看，大多數人都會以為近年中國的成長、全球化發展，是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緩慢進程。三十年改革開放經濟後，政治終將逐步走向民主化。

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認為大錯特錯。在新書《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與國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中，他摒除中國歷年來灌水不實的國民所得、直接外資等統計數字，翻出中國塵封的銀行行長、企業家、政府官員的談話與政策檔案，發現今昔兩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一是不久前那個充滿創業精神與活力的村鎮中國；另一則是現今國家嚴密控管的都會中國。

一九八○年代，中國鄉鎮是主流。農民除了耕種外，也可設立製造、服務、行銷業務的鄉鎮企業，並可保留盈餘、配股分紅。公營行庫也大量提供資金援助。就以安徽省為例，一家雇有百名員工的鄉鎮企業，一九八六年獲利就有百萬人民幣（約三十萬美元）。然而西方學者卻很少注意這種合營的「鄉鎮企業」，且忘了它們是民營企業。

九○年代「上海模式」上場

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一批農村出身的決策官員（趙紫陽等）被趕下台，換上一批都會出身的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等上海幫），主導九○年代「上海模式」的發展。中國的都會、大型國營企業、外資跨國企業都快速發展。農村經濟受阻，不僅爭取不到資金，也被官僚規條綁住。

都會高樓疊起、外資暴增、國民所得遽長，然而中國付的代價也不小。壓擠農村經濟來餵養都會發展的結果：所得分配不均造成社會緊張，農村的學校、醫院紛紛倒閉，二千年至○五年農村文盲暴增三千萬。書中更指出，這種國家控管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過度依賴無效率的國營企業，讓民間企業、健全金融體系無法發展，更是污染、貪腐的溫床。

至於當今世界爆紅的聯想、海爾等跨國企業，事實上都是外資企業（聯想是港資），或享有豁免國家干預特權的企業。可見外資仍是領導中國經濟改革最有力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