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唐獎漢學獎中國學者，葛兆光是誰？為何他堅持探問「何為中國」？｜天下雜誌

「他像是在一潭滾水裡的一柱冷泉，」曾邀葛兆光來台演講、相識逾十載的龍應台說，「他彰顯一種安靜的力量，一種不跟著潮流走的力量。」

葛兆光當初動筆寫中國思想史，為了讓學生唸「不一樣」的思想史，打破既有的框架。（葛兆光提供）

其實去年香港書展，龍應台也靜靜坐在葛兆光講座的台下第一排，像一名熱愛歷史的學生，聽葛兆光從1402年說起，從一幅由朝鮮人參考中國疆理圖繪製而成的古地圖，抽絲剝繭出中國人如何認識世界，又如何與世界互動的歷程。

「我不滿意只有一條線的、『縱』的歷史。我讀書時常常好奇『橫』的是什麼東西？又比如說1587年，那時的歐洲、非洲、東亞發生什麼事？葛老師的作品吸引我，是跟他的視角有關，」龍應台說。

在今年九月唐獎週前，《天下雜誌》專訪葛兆光，分享他以多重視角探究「何謂中國」的學術關懷所為何來？為何在今天的世界，一束冷靜的聲音仍然如此重要？以下為專訪紀要：

西方思潮如何對他產生影響？

問：你的研究積極回應西方理論，你是何時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

答：在1980年代，我剛進入大學時，曾有一個開放的時代。

我們上大學時回頭看民國時代胡適、傅斯年、陳寅恪、顧頡剛的思想和學術；另外也去看西方理論，包括沙特（Jean-Paul Sartre）、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我當時的感覺是，一、兩百年來西方的思潮被壓縮了，一下子進入了1980年代的中國。我們當時甚至來不及去區分西方理論原來的系統、原來的邏輯層次，所以其實西方思潮帶來最大的作用是沖掉過去的堡壘，打破慣性思路。

因此在當時中國年輕學者之間，有三個關鍵詞：批判、重建、再估計。這是我們這一代學者非常重要的動力。

比方說，當年的尋根小說，就是重新在中國傳統去尋找新的資源，去描述當時想像中的歷史，借此批判僵化的教條，這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小說界、繪畫界與歷史學界。

我們這代人，因為上大學的時候年齡非常大，很難說受誰影響，更多的是自己看書時發現：原來這世界並不是教條的世界，還有更多新的思想。眼光打開了以後，就會有很多變化。

我在1990年代開始寫中國思想史，也是建立在1980年代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剛好又有出國到日本、到歐洲的機會，所以思路馬上就比較開放了。

問：作為一個年輕學者面對這樣的衝擊，當時的心境是什麼呢？

答：開心，也很迷惘。到底該選擇哪一條路，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決定，也不是那麼清晰。

有一首現代詩說，一隻灰色的鳥飛到灰色的樹林裡面，天空也是灰色的，不會有變化；但是如果說，一隻灰色的鳥飛到一個綠色的樹林裡面，看到一片顏色完全不一樣的陽光，就知道原來世界可以是這樣的。

人類是可以這樣表達感受的，思想史也可以這樣寫，不必按照以前舊的方式來寫。所以我就有了一種要打破舊有模式的動力，一種激情。

其實我寫中國思想史，是為了要給清華大學本科生指大學生講課，我非常不願讓學生按照原來傳統的教科書上課，所以我就一邊寫一邊講，一邊寫，有時候今天講好，寫好明天就要去講，有時候為了明天去講課，今天趕快就去寫。

我努力要寫一個讓學生覺得不一樣的思想史，不僅打破我自己原來的框架，也打破學生習以為常的框架。

所以我一直說，我的思想史研究破了很多，立得不多。是不是真的能夠建立起一個新典範，我現在也不敢說。

提出「何為中國」，刺激更多思考

問：除了思想史，你也專注在中國歷史研究，為何要提出「何為中國」這個問題？

答：我一直認為學術研究最重要的不是給一個圓滿的解答，而是提出一個問題，引發懷疑和思考。我的作用其實是提出一個大問題，就是「什麼是中國？」藉此引起大家討論。

數學史上真正了不起的人，是提出猜想的人，比如說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我自己也覺得在歷史學界，真正了不起的人是提出問題的人。

比如說，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的假說「內藤猜想」。唐宋是不是真的變革了，他不一定有解決，但他提出假說就引起了討論。

我的第一個作用，是把中國轉變成大家都要討論的問題。過去中國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不需要討論的。我們討論中國通史，從來沒有說過中國是什麼。

2011年我出版《宅茲中國》，2014年《何為中國》，2017年《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這三本書合起來，其實就是討論一個問題：到底如何去理解中國？

國際上也有不少迴響，2014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圍繞《何為中國》，開了一個研討會叫做Unpacking China；瑞典皇家學院在2016年開了一個會，邀我講《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關於中國的討論歷史化，引發中國如何形成、中國如何轉型的討論。

我前年在法國跟許多學者討論，因為我的書翻譯成法文出版，他們開始討論到底怎麼會有中國這麼一個國家？怎麼跟我們理解的像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帝國都不一樣？

葛兆光所指照片，為與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教授的合照。（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

中國從一開始就是非常追求統一性的帝國，但有一位法國學者就說，羅馬帝國要到公元三世紀，由於基督教成為國教，大家才擁有了共同的信仰和倫理，擁有道德的統一性的認知。

但是如果了解中國學術界的話，就知道其實中國學術界對於「中國到底是怎麼來？」這個話題，討論已經很多。

考古學界很流行談「日出東方」，就是當秦漢大帝國形成了，中國就形成了。另有一說是中國就像一個重瓣的花朵，是有一個中心向外擴散的。大家都注意到了，要討論中國，一定要從歷史上來討論。

我認為從歷史上討論中國，有五個關鍵詞：第一個是族群，為什麼漢族會形成？為什麼中國會形成一個容納多族群的國家；第二個是疆域，疆域邊界是可以變來變去的，時大時小，而什麼時候的哪個疆域是中國。

第三個是宗教，國家核心的信仰是什麼、共同的信仰是什麼；第四個是國體，國家如何構成制度網絡，把很多不同的地方形成一個共同國家；最後一個就是認同，國家靠什麼來構成認同？

五個關鍵詞都是國際歷史學界關注的概念，討論美國史、阿拉伯史、伊斯蘭史、日本史，都會涉及這五個關鍵詞。

這關乎我起到的第三個作用，就是把中國研究變成國際話題。我提出了很多方法論，比如從周邊來看中國，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中國，不再僅僅是就中國談中國，也不僅僅以中國自我中心的立場去想像中國。這樣一來史料就多了，一旦把中心和邊緣的關係移動了，就刺激了新線索，比如說蒙文、韓文、日文、越南文的資料，也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