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人生最後一刻　一個記者的死與生

病床口述也要繼續寫

去年因台灣選舉我過了非常忙碌的一年，想著在選舉結束後給大塚聯繫，直到12月都還能看到他在網路刊載的文章，以為他很健朗地工作著。誰知道在新年收到他妻子寄來的明信片，寫著「服喪中謝絕賀卡」，讓我大吃一驚。

當下馬上打電話給他妻子，聽到的內容更讓我驚訝連連。過世的原因是3年前就已罹患的胰臟癌，當時被醫生告知5年後的存活率只有10%，但大塚依然前往印尼取材，幾個月才回日本一次。一年前身體狀況惡化，接受抗癌治療也未見改善，最後3個月都在醫院度過。但他依然持續用郵件與印尼當地情報源聯繫，透過口述方式請兒子代筆寫下新聞記事。

大塚關心印尼最近的重要新聞就是2月的總統大選，我猜想他生前最後的工作就是報導這個總統大選吧。果然只有記者能了解記者的心情，大塚於去年12月最後的執筆就是關於印尼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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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大塚逝世的消息，讓我想起1980到2000年活躍於日本的記者本田靖春。他從《讀賣新聞》獨立成為紀實作家後完成了很多名著，晚年遭到病魔接二連三的攻擊，但就算雙腿遭截肢、單眼失明、全身被癌細胞侵蝕也沒有停止寫作。

他於病床上寫下的遺作《孤行一生的我》（暫譯），是我書櫃上不曾下架的名作。要成為一名記者，不需取得資格或通過考試，只需要想成為記者的意識。本田曾說過一直堅守此意識，是獲得讀者信賴的唯一方法，他在生前也確實實踐了這個理念。

超越立場的記者情誼

我的記者資歷已超過30年，期間在海外戰場等危險之地取材的時間不少，很多友誼是超越職場或自身立場而建立的。如同電影或小說常描述的，在異於常態的生活狀態下，會孕育出深刻的感情。

在伊拉克戰爭時因採訪認識的山本美香在敘利亞中彈身亡；在阿富汗一起喝酒的橋田信介於伊拉克逝世；一樣在阿富汗成為摯友的艾哈邁德（Sardar Ahmad）於當地用餐時遭到恐攻，與我曾親手抱過的小孩一同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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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塚與我是曾在恐怖份子全盛時期一同在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取材「伊斯蘭團」和「阿布沙耶夫」的戰友，喪失大塚在我內心留下很深的陰影。

今年初，日本發生了元旦的能登半島地震和隔天的羽田機場衝撞事故，原本就很不安穩的元月，在3日當天收到告知服喪中的明信片，使得這3天成為我人生最糟的元月頭3日，祈禱2024年的壞事都在這3天已結束。

記者是我一輩子的工作，只是沒想過在死前會撰寫文章與否。大塚到最後都以記者身分活著，以記者身分走了。老實說，他離開前應該跟我說一聲的，但他連生病都沒有告知親近的友人，想必是不想讓人看到他脆弱的一面，要說像大塚的做法也是。

在大塚離世的67歲這個年紀，我會不會像他一樣繼續寫到離開人世？大塚留給我的習題在我腦中徘徊，久久無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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