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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10/31），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就「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這項法案的未來，進行了5小時的辯論。看論戰的態勢，最高法院似乎準備放棄「平權行動」，這意味著最快明年，美國的公私立大學就不能再給予少數族裔入學優待，標誌著一項60多年政策的終結。
這樣的轉變對美國社會究竟是好或不好？我們可以從它的淵源與後續影響來探討。
為什麼會有「平權行動」？
歷史上，美國的種族歧視十分嚴重，終於在1964年，《民權法案》將種族歧視定為非法。
不過，包括金恩博士在內的許多平權運動領袖都認為，要實踐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不能只是透過法律，還要一些特別的計畫來補償非白人過去幾世紀以來被剝奪的權益，如教育和就業機會。
「平權行動」的種子就此發芽，並獲得時任總統甘迺迪、詹森的支持。詹森曾在一場演講中說道：「你不會把一個多年來一直被枷鎖束縛的人，帶到比賽的起跑線，然後說『你可以自由地與其他人競爭』，並相信你這樣做是完全公平的。」
在美國高教領域，「平權行動」代表透過某些優惠政策，優先錄取非裔、拉美裔等弱勢群體子女。
以德克薩斯大學為例，該校會優先錄取校排10%以內的優秀高中生，但校排超過10%的申請者，學校就會根據他們的在校成績、才能、領導特質、家庭環境和種組等因素綜合考慮是否錄取。
為什麼「平權行動」會被控訴？
有趣的是，出於補償過往被白人惡劣對待的族群的「公平」理由，後來演變成「多樣性」（diversity）的保證，意即許多「平權行動」的支持者，更聚焦在多元，而非公平正義。
簡單來說，他們希望看到校園裡有黑人、拉丁美洲人、美國原住民一起讀書生活的畫面，而不那麼在乎這些非白人是否真的為「弱勢」。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評論顯示：哈佛71%的黑人、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學生來自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其收入高於全國中位數，「美國高等教育的骯髒秘密在於，對黑人、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大學生的種族偏好，為有利於富人的招生制度提供了掩護，」「多種族貴族比全白人貴族更具包容性，但它仍然是貴族。」
《經濟學人》也指出，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奈及利亞移民的孩子，可能比亞裔計程車司機的孩子，或出生在阿帕拉契貧困地區的白人孩子，有更優越的生活。但在目前的體制下，前者就是比其他的更受青睞，因為他比較符合「平權行動」的目標。
這帶出了這次訴訟的主角——亞裔族群。名為「學生公平入學」（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SFFA）的NGO對哈佛大學與北卡羅萊納大學提出兩起訴訟，認為學校的「平權行動」招生策略對亞裔美國人具有歧視性。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院一項調查顯示，在總分為2400分的學術能力測試中，亞裔必須比白人學生多考140分、比拉美裔學生多考270分、比非裔學生多考450分，才能得到相同的錄取待遇。
由此可見，很多人對「平權行動」的抗議，事實上並不是反平權，而是質疑這麼做是否更加違背「平等」的初衷。
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在意歷史正義的人們認為「平權行動」應該被保留。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博林格（Lee C. Bollinger）和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史東（Geoffrey R. Stone）寫道：「平權行動必須繼續下去，因為美國黑人三個世紀以來所經歷的歧視並沒有被消除。」
然而，社會整體風向已經對「平權行動」反感。皮尤研究中心於 2022年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 74%的美國人認為在錄取決定中，不應考慮種族和民族。並且在這次哈佛與北卡羅萊納案件之前，美國早就出現好幾起希望推翻「平權行動」的訴訟。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為取代「平權行動」，有些人提出以「家庭收入」為優待標準的替代方案。也許，它仍然會使非白人或非亞裔受益，因為那些族群可能真的更窮困，不過那就不是單看種族做決定的呆板選擇。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指出，即使「平權行動」終結，高等教育機構仍然可以用其他方案招收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舉例來說，大學可以不採計對少數族裔不利的項目，如標準化考試SAT和ACT。」（通常弱勢背景的學生在標準化考試中難以取得資源、得分較低。）
不過，一直以來，菁英學校傾向「向錢看」——例如哈佛的招生紀錄顯示，被錄取的白人學生有43%享有非學術性的錄取偏好，包括校友子女、院長指定名單（通常是大人物或大金主的後代）——怎麼期待它們會就此轉向更平等的招生策略？
為《紐約時報》撰文的韓裔美國作家Jay Caspian Kang認為，政府應該介入，對菁英大學的捐款課稅，並用這些錢補助社區大學和州立大學。
「似乎沒有人真正喜歡美國現在的制度，殘酷的競爭、贏者全拿，以及對少數菁英學校的過度關注，」「當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公共系統來教育每個人時，為什麼要把這麼多對話集中在多數學生甚至永遠不會去的地方？」他說。
（資料來源：NYT, The Economist, NPR, AC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