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幸運申請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那是在柏林圍牆倒塌、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世界銀行與IMF兩個國際組織當紅的時候。我的班級很特殊，就是這兩個國際組織資助開發中國家官員與學者，系統化學習西方經濟政策的班。
開學第一天，算了算，同學來自45國，有些國家得Google才知道在哪裡。以台灣經濟系畢業生的角度，教授為配合地表各國同學的程度，課程並不難，但許多同學還是上得很吃力。
當時不覺得，但這段經歷隨著年紀漸長，卻令人愈來愈珍惜。因為我目睹，一旦給予同樣的機會，不同種族、性別的人，其實可以有無窮的潛力。
班上一位越南同學，中學就被越共送去莫斯科重點栽培。世界變了，當了媽媽的她，開始學西方資本主義，從一開始毫無概念，到最後已是班上前十。另一位阿爾巴尼亞同學在內戰中離開家鄉，班機不固定，只能在機場睡好幾天等機會。她從一開始作業寫不出來，如今已是世銀國際金融公司（IFC）的資深官員。
大搶工年代，台灣陷危機
翻閱本期《天下》的封面故事，想起這些同學。「沒有廉價移工的未來」這標題，講的是台灣社會必須正視的真相。因為疫情限制移工引進的缺工情況，很可能不是暫時，而是永遠。在亞洲大搶工的年代，如果不面對，台灣5年內可能會搶不到移工。
台灣正式立法開放移工已30年，但長期依舊將他們視為補充勞力。為了台灣人的需求，移工留台期限延長到12年。但為什麼不能再延長？
因為勞基法規定，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可以自請退休。若再延下去，就會碰觸到要不要給移工退休金的社會敏感神經。
相較於對白領菁英就業金卡的高度社會共識，人口已經進入減少期的台灣社會，卻極少討論已存在你我身邊，這70萬移工的未來，甚至對開發中國家移工有著刻板印象。
從沒面孔的勞力到有血肉的人
移工變移民從來都不簡單，一開放對整個社會影響深遠。日本為了要不要引入移工爭辯了10年。
二戰後，德國引入大量南歐、土耳其人重建家園，一直是社會、宗教融合的一大難題，新移民法直到2005年才再修正。「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德語作家弗里施（Max Frisch）留下著名的一段話。
從沒有面孔的勞動力，到有血有肉的人。就像我的同學一樣，不論來自地表哪一處，給予同樣的機會，人都有新的可能。（責任編輯：王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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