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南陽街,台灣最有名的補習街。狹窄的街道,撩亂地張貼著「研究所保證班」、「研究所試題祕笈大公開」的宣傳海報。
一樣的補習,兩樣的學生。過去,徘徊在南陽街的學生是靑澀苦悶的高四生,現在則是考托福、考研究所的大學生。
碩士人數倍增
在這裡,嗅得出高學歷在社會價值觀中的微妙變化。二十年前,碩士人口僅佔全台灣人口的萬分之二,現在已高達千分之一.六。
隨人數倍增,碩士學位不再閃著耀眼金光。台灣花旗銀行副總裁顧蓓華還記得,十九年前,她從美國伊利諾大學念完MBA回國,是鳳毛麟角。「那時候的碩士,才二十五歲,還有人願意請我們當顧問,給你很大的責任,現在,碩士卻看起來很嫩,」參與校園徵才及面試甄選工作超過十年,顧蓓華訴說著時代的變化。
年輕的一輩,更深切體認取得碩士學位的新意義。今年二十三歲、就讀政大企研所的學生許強說:「現在拿碩士,不是找工作的保障,念了,只是不要處於弱勢,爭取和別人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報考研究所,競爭已愈來愈激烈。去年,大學日間部的錄取率近五成,但是研究所畢業生佔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只有一七.九%。「現在,每年報名研究所就有十萬人次,」政大企研所敎授司徒達賢表示,有的熱門研究所的錄取率甚至只有二%。
大學已是普及敎育
追求更高學歷,是因為大學敎育已漸漸成為普及敎育。
不論國外或台灣,大學不再是菁英敎育。美國阿肯色州州立大學專攻高等敎育的敎授盧卡司(Christopher Lucas)指出,一八四〇到一九七〇年間,美國人口增加一百三十倍,大學人口卻增加四百一十七倍。到九〇年代中期,美國已經有四千所以上的大學和學院。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去年,台灣的大學院校高達八十三所,還未包括籌措中的十一所。十年間,大學院校的數目增加三倍,大學畢業生的人數自然直線上升。
大學敎育的普及,使追求更高學歷成為個人對於未來的一種投資。「目前大學成為一種通識敎育,不論是走學術路線或是追求更專精的技能,硏究所的敎育已經是不能避免,」台大校長陳維昭說。
投資敎育、投資未來
二次世界大戰後,包括台灣在內的每個國家,都大量投資高等敎育(大學及研究所)。不論是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或是歐盟委員會提出敎育白皮書,都提及「投資敎育,就是投資未來。」
日本和德國能從戰敗國崛起,敎育功不可沒。根據美國敎育部的分析,日本和德國的國民平均所得快速逼近美國,和投資高等敎育成正比。
台灣創造經濟奇蹟,也受惠於敎育普及。「台灣在資訊業的成果,得力於台灣在工程及數學敎育的成功,」台灣積體電路董事長張忠謀說。
未來,敎育更將是國家競爭的重要關鍵。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直指,未來,知識社會將取代資本社會,社會的生產不再依賴資本、勞工或土地,而是「知識」所激發的創造力。
面臨知識世紀,先進國家已經鳴槍起跑。在已開發國家中,知識工作者已經佔勞動力的七〇%以上,比例也不斷攀升。歐盟敎育白皮書「成長、競爭、就業」中也指出,敎育與訓練深深影響國家競爭力及就業能力,敎育的終極目標,也在幫助人民獨立自主及擁有就業能力。
硏究所課程大改革
近年來,敎育部對於推動研究所敎育十分積極。一方面,積極改善國內學術環境;一方面,針對國家社會發展的需要,增設相關系所。對選擇繼續念研究所的學生而言,課程安排及敎學方式,都有更多樣的選擇。
天下雜誌針對以實務應用爲主的工程、商學、法律、傳播硏究所及醫學院等,做爲首次報導的對象,希望提供莘莘學子繼續深造的參考。可喜的是,這些系所的課程,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改造。
以工學院爲例,因應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許多大學將電機資訊獨立成為學院,打破過去大學以傳統的文、法、商、理、工分類的架構。交大、台大、清華及義守大學,就已成立電機資訊學院。「自己成立一個學院,發展比較快,」剛上任的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陳文村表示。
商學院方面,因應台灣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台大、元智已經開辦E-MBA(經理人商學碩士),讓有八年以上工作經驗的人重返校園進修,未來政大、交大及中山大學也都將開辦。由於過去商學院以考試爲主,許多需要充實管理知識的在職人員,無法和剛畢業的學生在考試上一爭長短,這些商學研究所改以甄試方式入學。
台大國際企業系敎授湯明哲表示,國外排名前二十名的商學院幾乎都沒有大學部,或是申請硏究所都要求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因爲管理是需要實務經驗,否則難以體會,」他說。湯明哲建議,想要念商學研究所的學生,最好先取得一些工作經驗。
法律研究所方面,由於過去法律研究所的敎學十分理論,爲改革法律敎育,東吳在七年前開辦「碩乙班」,讓有不同專業背景的人研讀法律,三年後可以考律師。「這是因應法律專業化的需要,」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蔡兆誠指出,不論是大型投資案(如高鐵BOT案),或是高科技業牽涉的智慧財產權及專利權,法律的需求量都大幅增加。政大也已經在今年開辦「碩乙班」,中興則正緊鑼密鼓地籌備中。
傳播硏究所方面,由於資訊社會來臨,傳統的廣播、電視、新聞及有線電視,都將深受科技的影響。因此,國內硏究所紛紛成立傳播與科技研究所,除了原有的採訪寫作訓練外,更重要的是結合日益興盛的網際網路,訓練專業的資訊傳媒人才。
醫學院方面,也有不同的改革。例如,台灣大學從六年前開始,學習一九八五年哈佛醫學院改造內容,敎學方式由大班制改爲小班制。台大將一百三十人分爲八人一小組,也增聘了四十八位主治醫師擔任老師。同時,台大修改章程,規定以後台大醫學院的醫生升等,必須有小班敎學經驗。
台大大費周章改造醫學課程,是爲一改背書死記的敎學方式。過去,台大醫學院一班有一百三十人在一個大敎室上課,「我晚一點來,聽不見老師講課,也看不清楚幻燈片,反正就是回家背筆記,」一位台大醫學院學生不滿地表示。
現在,以問題導向的討論方式,讓學生以整合知識解決問題,是敎學重點。長庚醫學管理中心主任莊逸洲認爲,醫生最重要的是問題意識,「你在學校學的是解剖學、生理學、藥理學,眞正看病以後,什麼學都不是。看病是以病人爲主,以問題爲導向,貫穿所有的學問。」
這些工程、商學、法律、傳播硏究所及醫學院的敎育改革,反映社會對高等敎育的期許及變化。
學以致用的年代
過去,大學及研究所,一直是遠離世囂的知識城堡。年輕的心靈,在天清地寧的校園裡互相攻錯,追求知識與眞理。
隨著時代變遷,今日的大學及研究所,卻已不再是與世隔絕的象牙塔。全世界的敎育改革,都強調由純學術的知識,轉變爲學以致用。「如果知識遠離人生,遠離當代的問題或是焦慮,知識就只是一種文字遊戲,」國立藝術學院主任祕書辛意雲認爲。
連以古老學府聞名的英國,都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敎育改革。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導,一向標榜以培養菁英分子爲主的牛津大學,終於在去年夏天成立商學院,一改過去認爲應用學科不登牛津之堂的心態。劍橋大學也開始與企業結合,極力爭取美國微軟總裁比爾蓋玆,選擇劍橋做爲微軟第一個海外實驗室的據點。
高等敎育對美國經濟復甦的貢獻,更成爲各國爭相欽羨的典範。去年,法國敎育部長Claude Allegre就氣餒地表示,法國從未成功地創造像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或是加州理工學院一樣的學府。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也準備建立多媒體大學,培養馬來西亞高科技人才,就如史丹福大學造就了美國矽谷的高科技菁英。
台灣的高等敎育,也同樣往學以致用的理想邁進。以肝炎硏究為例,過去,台大醫學院是研究肝炎疾病的重鎮,偏重於學理分析;現在,台大則和企業合作研發C型肝炎疫苗。「過去,大學儘量避免產學合作,現在則希望發展對社會有影響力的知識,」陳維昭說。
結合企業、走進社會,是高等敎育的新精神。例如,交大管理學院從今年起,將邀請張忠謀在交大敎授「世界級企業的經營管理」,就如同英特爾總裁葛洛夫在史丹福大學講課,敎學相長。「我們覺得,過去交大管研和社會的距離,遠了一點,」交大管理學院院長陳英亮說。
當前,不論是歷史悠久的牛津及劍橋大學,或是蓬勃興盛的美國大學,或是正在改造中的台灣的大學,都開始展現不同的風貌。「沒有一種組織可以歷經九個世紀,而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潮流,」英國經濟學人如此說。
大學,對莘莘學子而言,是準備自己、迎向未來的地方。選擇硏究所,更將確定個人生涯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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