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學生．我們的未來

大學文憑追追追

人人嚮住進大學

整個社會文憑至上的價值觀，使得升學變成一種盲目、狂熱的宗教，拿到大學文憑，成為每個青少年人生最重要且唯一的目標。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八十三年對台灣地區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少年的升學意願調査，希望達到大專以上教育水準的比例，高達九八％（表二～1）。已經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而仍想繼續升學的，更高達六四％（表二～2）。對許多年輕人而言，人生似乎是一條不斷追求更高文憑的路。

大學之道門窄路難

與全民狂熱的升學期望相反，升學的管道卻一道比一道窄。台灣每年三十八萬多小學畢業生，每十人中，約只有二人可以順利進高中、只有一人可以進入四年制大學（表二～3）。比起每二個美國人、每三個歐洲人和日本人就能進大學的比例，台灣的大學長久以來是少數菁英的專利。（表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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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社會重學歷、輕技能，因此，原本應該學得一技之長、進入工作市場的專科、高職學生，也拚命要擠升學窄門。

技職生拚命換跑道

而專科畢業生在每年的大學插班考試中，更是獨佔鼇頭。根據教育部統計，民國八十二年，插班大二的錄取生中，專科畢業生所佔比例甚至突破九成。（表二～5）

行政院教改會針對高職學生的升學意願調査也顯示，高達八成的高職生想繼續升學。（表二～6）

愛「補」才會贏？

台灣中小學生課業負擔之沈重，可說舉世無雙。不論從上課時數、科別、課程內容，台灣中小學生都比日本、韓國的中小學生多（表三～l）。不但在學校時得拚命學，下了課也不能休息。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調査，台灣五年級小學生每週花在寫作業的時間，幾乎是美國孩子的四倍、日本孩子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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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還不夠，台灣小學生平均每週補習五小時、高年級六小時，補的不但是課業，還有才藝。進了國中，更「大補特補」，有的國三學生每週補習時間超過十二小時。

根據人本教育基金會八十三年所作的問卷調査，接近八成的國一學生在補習（表三～2）。而超過一半的學校老師「兼差」補習（表三～3）。

從小經過這樣大量而密集的「塞」進知識、到大小考試時再「吐」出來的過程，多半學生都「消化不良」，而罹患厭「知」症，學校畢業後，就再也不讀書了。

高學歷＝低視力

全民「矢志」升學的結果，造就了不健康也不快樂的下一代。

青少年生活在都市叢林，從小就要面對升學廝殺的強大壓力，每天不是念書、寫功課、考試、補習，就是看電視、打電玩、打電腦……，很少有機會親近藍天白雲、青山綠水。長期只從事室內、近距離活動，導致台灣青少年還未髮蒼蒼，就已視茫茫。而且愈長大，愈近視，愈只能「看得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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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生署的調査，台灣地區中小學生近視的流行愈來愈嚴重，而且有年輕化的趨勢。

去年已有一半的國小六年級學生罹患近視，較十二年前，成長了三十個百分點，而且每升一年級，近視比例就升高十個百分點。國中是近視率增加最快的時期，超過七五％的國三學生得戴眼鏡。高中、高職生的近視率維持在八五％左右，但較五十年前，成長了八倍之多（表四～l）。到了大學階段，更有九成以上的人，「看不清楚」未來。再看看美國、日本的大學生，台灣的大學生果眞受害慘重（表四～2）。

罹患近視的青少年不但愈來愈多，而且近視度數也愈來越愈。高度近視（超過六百度）的比例逐年增加，小學五年級約一％，到了高三已達一六％。

台大醫院眼科醫師林隆光表示，高度近視即使用眼鏡矯正，也仍有惡化的可能。他表示，在國外接受視網膜剝離手術的，多半是老人，而在台灣，卻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得面對可能導致失明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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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不但在日常生活造成不便，對運動員、軍人、航空、航海人員的養成都有影響。長榮董事長張榮發就慨嘆，因為視力、體力不合格，很難招考到國人當飛行員。

不但視力和學歷成反比，青少年的體能也愈來愈差。金車教育基金會曾針對台北市幸安國小六年級學生，就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八百公尺跑步等項目，做了一次體能測驗。再根據教育部公布的十二歲兒童體能標準，發現只有在八百公尺跑步這項，有一半小朋友的表現，在標準值以上，次為立定跳遠，最差的是仰臥起坐，只有九％達到標準（表四～3）。

獨留蒼白向青春—十五歲以上，一半青少年有情緒困擾

教育部長吳京說「喜歡運動的人，通常比較樂觀、進取。」今天，不能跑、不會跳的台灣青少年，有許多也不快樂。八十三年台灣地區有半數以上的一五～二四歲在學青少年表示，生活上有困擾。其中最大的困擾源就是學校和課業問題，比例高達九成五（表五～1）。

青少年問題：失學．輟學．暴力．犯罪

國中校園也成為暴力場所。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黃德祥觀察，在成績上無法取得自信的學生，如果學校沒有教導他們如何面對人生、家人和社會，等於被宣告放棄，很容易產生各種偏差行為。根據一項對遭受各種偏差行為之害的國中生所做的調査顯示，曾經被同學勒索的比例就將近九成，超過一半的人曾被偷竊，被毆打的也佔四分之一（表六～1）。

學生在校中產生偏差行為，班級和學校的奬懲系統，卻只以體罰、言語羞辱等方式處罰，消極壓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法獲得成就感，只有逃避。

台灣的國民義務教育因此締造出一個奇蹟中途輟學的中小學生愈來愈多。民國八十五年就有一萬五千多名。中小學生輟學人數高居全台之冠的台北縣，也有全台灣最多超級大班、超級大校。這個事實再度證明，大班大校的教學品質低落，完全無法照顧到學生個別心理、學習差異。

而輟學失踪未尋獲的學生，也仍然高達四千二百多人（表六～2）他們可能遭到人口販子的脅迫，也可能成為青少年犯罪的一員。

根據法務部統計，十年來，台灣地區少年兒童（十二～十八歲）的犯罪人數增加了一倍。其中，十四到十五歲的犯罪人數，歷年來是所有年齡之最，而且以輟學生和國中未畢業生為主（表六～3）。

這些數字顯示，教育和社會環環相扣，教育階段任何一個環節出錯，結果只是往後延伸，並不會消失。

大班大校師生比落後世界

台灣在一九九六年IMD全球國家競爭力中，整體排名十八，人才素質排名十六。但在影響未來人才素質的中小學師生比例上，卻在四十六個國家中，分別排名第三十七和三十六，是師生比最低的瑞典的兩倍以上（表七～l）。師生比過高、公共教育經費偏低，已是台灣人才發展上的隱憂。

和世界主要國家相比，台灣中小學的每班人數也偏高。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八十三學年度台灣小學每班平均人數，是法國的一．七倍，而中學每班平均人數，是美、法的一．七倍。（表七～2）

受到教育經費、師資、都市發展規劃的限制，在台灣，大班大校（校地不見得比較大）被視為理所當然。根據教育部統計，由班級規模看，近六成的小學生、近八成的國中生，在四十人以上的大班裡學習。

再由學校規模看，有五成八的國小學生、六成五的國中學生，去有三十一到九十九班的中型學校中上課，而有超過一成的國中生，在有一百班以上的大型學校中（表七～3）。大班大校多半集中在都會區，台北縣更是超大班、超級大校林立，居全台之冠。

這些數字顯示，大部份台灣的基礎教育，在二千人以上中大型的班級和學校裡進行。大班大校是集體管理主義的溫床，老師同時要面對太多學生，不但無法針對學生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對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能力，如團隊合作、情緒知商（EQ）、人格和解決問題等，更是無法、無力培養。學校老師只有靠集體的管理方式，來維持安靜的班級和校園秩序。不僅使得師生關係緊張，也使辦教育和管理軍隊沒有兩樣。

分組討論、在做中學、在思中學等有趣、以學生為主體的教法，也幾乎不可能。

美國德州大學針對學生學習方式和吸收能力所做的研究發現，透過文字（如看教科書）、聽講的吸收力最低，只有一〇～二〇％。而透過動手做、報告表達的方式，吸收力可達七成和九成五（表七～4）。也因此，愈來愈多的國家，學生已經成為教室中的主角，老師不再是知識的提供者，而是學習環境的創造者。

在台灣，多數中、小學老師在教室中的上課方式，仍以單向灌輸的教材講述為主。根據中正大學心理系教授柯華葳和政大教育系副教授周祝瑛的研究指出，台灣小學老師的活動量是學生的一．八倍，中學老師則多半唱獨腳戲。（表七～5）

電腦王國充斥電腦文盲

資訊科技的發展，勢將重整教育生態。在二十一世紀，運用電腦科技、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也必定和讀、寫、算一樣，是每個人必備的基本能力。號稱電腦王國的台灣，是全球資訊產品的第三大供應國（表八～1），但中小學的資訊教育卻步履蹣跚，不但硬體不足，軟體更是缺乏。

到目前為止，八〇％的國中、二〇％的國小雖設有電腦教室，但是限於經費、師資，國中每三十班、國小每四十到五十班共用一間（每間基本上二十六台電腦）。而連上國際網際網路的學校，更是鳳毛麟角，國中只有一〇％、國小只有二％。在數量稀少的硬體設備下，每位學生連接觸電腦的機會都不多，更遑論學習用電腦。

有了電腦教室，老師卻不會用。根據教育部電算中心的統計，受過電腦師資訓練的國中小老師，只佔一二％。以首善之區台北市而言，就有半數以上的老師表示，從來不曾接觸過電腦。

根據一項一九九二年國際調査顯示，台灣國二學生曾用電腦做過學校作業的比例， 只有六％，遠遠低於以色列、法、英、美等國家，在二十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七（表八～2）。

人民使用電腦的程度，更是遠遠落後世界。以去年為例，台灣每千人擁有的電腦數是九十二台，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表八～3），而被視為將主導下世紀產業革命的網際網路，台灣的連線率也只有一．二％，不及美國的百分之六（表八～4）。

二十一世紀將是腦力和人才競爭的世紀，台灣也勢必要更加國際化、科技化、多元化，而能否運用電腦科技，成為一個關鍵。台灣的教育要如何面對這樣的未來、如何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和態度，需要大家共同深思。

經費失衡．顧上不顧下

根據IMD全球國家競爭力的調査，在教育公共經費支出這項指標中，台灣位居全球第二十四名。每個學生一年自公共部門得到六百五十四美元的教育經費，和第一名的瑞典相比，不足瑞典的三〇％。而平均每個日本學生的教育經費，則將近台灣的兩倍（表九～1）。

從教育支出佔GNP的比值來看，雖然台灣政府教育支出佔GNP的比值，和其他國家相去不遠，但是台灣民間教育負擔，卻遠遠高於世界各國。是日本的二．三倍，法國的一三．六倍（表九～2）。

這顯示台灣民間對公共教育感到不足。其中，在升學至上的社會環境下，補習教育支出，可能是許多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項目。

中小學教育，是所有人必經的階段，也是培養國民、凝聚社會的最根本基礎。但是台灣以菁英為主的教育體制，卻長期忽視人生最重要的基礎教育，與其他國家比較，也相對偏低。

在其他國家，中等及初等教育經費佔政府教育經費的比重遠高於台灣。韓國在一九八八年時，就高達八成六，台灣在一九九三年時，仍不足六成。（表九～3）

從各級學校的經費分配來看，台灣每位中小學生一年分到的教育經費，遠低於大學生。一名大學生一年分到的經費，是小學生的三．九倍多，中學生的三．台倍多。台灣教育經費的分配，明顯重高等教育、輕基礎教育。（表九～4）

但是面對未來的資訊世界，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將不再是看金字塔上層的二〇％，而由佔人口大多數的下層六〇％來決定，美國經濟學家梭羅一再指出。

台灣教育資源的分配，顯然與世界趨勢背道而馳。

技職教育被忽視七〇％的青少年被放棄

兩成經費，四成人數

絕對多數，卻享有絕對少數的資源，正是私立高職生的寫照。

以一九九四年來看，國中畢業生有三十四萬多人選擇繼續升學，其中約四分之一進入以升學為主的高中，約十分之一進入五專。其他一半以上則被擠入「第三志願」高職。而私立高職生更超過三分之一。（表十～l）

若撇開專科，只就高級中等教育來看，私立高職學生最多，佔四三．三％，加上公立高職的二四．八％，高職生就約佔了中等教育人數的七成。表十～2）

這四成三的私立高職學生，卻只享有整體中等教育經費的二成。若以每年每人教育支出來看，私立高職學生大約只有公立高職及公立高中的三分之一，更僅有私立高中的四分之一。（表十～3）

一個老師帶三十八個學生

從師資來看，在分科極細、有許多實際操作課的高職裡，私立學校平均一個老師也要帶三十八個學生，是私立高中的五倍多。（表十～4）

合格老師的比例，更影響到教學品質。目前私立高職的合格老師不到一半，與公立高職與公立高中的九成多，相去甚遠。（表十～5）

被擠到薪資最低的行業

資源分配如此不均，難怪在國中畢業生、家長心目中，升學排行榜依序是高中、五專、公立高職，私立高職永遠吊車尾，找到的學生也常被界定為「次等學生」。

六〇年代，台灣亟需實用專用技術人才，經建會在人力發展計劃中，將高職與高中學生比例逐步從四比六、六比四，調整到七〇年代的七比三，這批高職學生後來也都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

但隨著八〇年代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全球主要國家就業結構，均呈現服務業比例上升、工業比例下降的趨勢（表十～6）。但國內中等教育政策，遲遲未隨就業市場需求調整。

每年這麼多高職學生，在設備簡陋，缺乏合格、有實務經驗老師的學校裡，只學習一些與就業需求脫節的純理論，畢業後自然無法在職場上與人競爭，成為教育部長吳京口中「被放棄」的大多數。

這些無法發揮一技之長的高職生哪裡去？高職學生的就業主流分別是製造業（二九．三％）及商業（二四．九％）。而製造業與商業的薪資，只比農林漁牧業高，分居十一項行業中的第十、第九名（表十～7）。弱勢的學生，分配到弱勢的資源，畢業後進入待遇偏低的行業，成為一個負循環。

白讀的三年高職

在這種情況下，念高職可說是投資報酬率最低的就學選擇。根據主計處統計，多讀了三年的高職，薪資還比不過國中學歷者，而多學了三年專業技術，薪資也比只讀了普通學科的高中學歷者少（表十～8）。

升學率年年上升，就業率年年下降

為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愈來愈多高職生繼續升學。根據教育廳調査，高職生升學率年年高升，就業率卻年年下降（表十～9）。

這些升學的高職生，有的選擇繼續進修專業技術，考二專或四年制技術學院，有人乾脆放棄所學，選擇與高中生共擠大學窄門。長年為台灣教育把脈的台大教授黃武雄，便曾為文批評這是一種「教育資源浪費」。

面臨就業結構及企業需求的變化，被比喻為「省公路」的技職教育再不突破，將成為窒礙難行的顛簸路。

出走台灣，尋找教育藍天？

無論是不滿國內教育環境，或是想追尋更寛闊的視野，台灣有愈來愈多人負笈海外留學。

根據教育部統計，從一九九〇年至九五年，台灣申請主要國家留學簽證的人數，已從不到兩萬人，漸漸增加到兩萬六千多人（表十一～l）。這還不包括以觀光簽證去念短期學院或語文班及移民的人數。

令人玩味的是，去年有一千五百六十人到新加坡留學，已接近赴日留學人數。但與美、日等國高等教育發達的情形不同，新加坡只有兩所大學，小留學生佔了新加坡留學生的多數。

從到加拿大留學的各級學生人數來看，九〇年代初期，中小學生人數佔台灣留學生的比例，都在五成以上，遠超過念大學的人數。（表十一～2）

每年有那麼多家長，等不及小孩發展自己的志趣，便讓他們遠離家人，送到國外留學，其中還包括李登輝總統的孫女。這無疑是對台灣養成教育缺乏信心，也對教育改革的步調失去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