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主流 — 技職教育

教育的孤兒

以數量而言，他們其實才是台灣教育的主流，七十三萬學生中，包括國中畢業後就讀的高職、五專生，以及高中、高職畢業後就讀的二專、三專生。以高職及五專為例，每年有八〇％以上國中畢業生進入這個體系受教育，而中等教育以上的毎十個學生中就有六．五個是高職或專科生。

台灣經驗發展的軌跡裡，他們曾經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毎年佔台灣出口值三分之二、佔國內工廠九八％的中小企業中，大部份是出自這批「黑手」的貢獻。

他們本應該是最被重視的一群，但二十年來他們卻成為最被忽視的一群，企業界當他們是「生產線上的勞力」，社會為他們貼上次等學生的標籤，在幾乎所有討論教育改革的程序表上，他們總是排在大學及高中背後。就連在學校裡受到的照顧也不如一般高中、大學生。「他們是教育的孤兒，」台中商專的林金龍講師語帶不平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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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國內教育界為是否該延長十二年國教，以及是否廢除聯招爭議不休時，這群與國內產業生產力最息息相關的技職教育人力，正在社會企業刻意的忽視，以及過分功利的政策誤導下，從冰山的底層，一步步軟化台灣的國力。

整體而言，對專科技職教育以及整體國力斲傷最大的是，技職專科教育的目標，在社會迷信升學主義及文憑制度的衝激中，嚴重脫軌。彰化國立師範大學的紀經峰教授慨嘆：「原來各級技職教育都有各自清楚的目標，」例如職校是培養熟練技術工，專科主要培養基層技術人員，「但學生來最後都變成追求文憑去了！」根據一項非正式調査，國內技職專科學生有繼續升學意願的比例竟然高達九〇％以上！而實際採取行動的，根據一般估計，比例也都在一半以上。「當文憑證書成為整個社會唯一的衡量指標時，所有的教育都將失去原來的目標！」一位社會觀察者無奈地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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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與資源的浪費

追求升學對國力最大的傷害，除了教育目標脫節外，也造成大量人力與資源的浪費。許多學生為了升學寧可多用一年準備考試，這還不包括當初考進專科學校之前浪費掉的重考年數。「人生最好的時候，都浪費在南陽街上面，」台北市職訓中心喻慰祖主任感到惋惜地説。

一味地擠窄門的另一個弊病是，學生對自己未來即將就讀的類科一無所知，只求先進去再説。根據經建會人力規劃處專員林宜玄對國內五專生所做的一項調査報告發現，有半數以上五專學生，「在入學前對五專各類科的教學目標及內容都未了解」，同樣半數以上學生在入學前也「未能確定那些類科符合自己的興趣，」結果是，大部份學生「反正先抓到一個學校就讀再打算，」嘉義農專校長胡懋麟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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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學習與興趣之間認知的差異，更造成技職專科教育的另一個嚴重問題，亦即學非所求，造成無效率的人力資源浪費。同樣一項調查顒示，高達六七％的五專生「曾經想轉科或轉學」，結果「學國貿的跑去插哲學，學電腦的跑去考外文，」使得講求訓練行業專業技術人力的目標，更加背離。

以文憑及升學等級取人，也造成技職專科學生求學生活中一種無形的壓力。在台中商專輔導學生課外活動已經六年的林金龍發現，他班上五專學生，每到三年級暑假情緒都普遍低落，後來發現原來是看到當初一齊畢業的國中同學「一個個考上大學，覺得心理不平衡。」

提升技職人力層次

心理上的不平情緒，除了繼續升學，就只能靠將來畢業後自己想辦法當老闆來平衡。更重要的是這種不平，更埋下未來社會不安的炸藥。由於許多工職技術學校畢業的學生已經具備一點技能，進人社會後，「做得好，中小企業老闆；做不好，地下工廠老闆」，更等而下之則憑著在學校學到的一招半技「磨車刀、做槍砲」為非做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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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力傷害的另一個憂慮是：當台灣面臨技術升級及提升高科技生產力的關鍵時刻，這支規模遠大於中華民國正規軍部隊的技術人力部隊，由於現有的學制過低，以及學校教學品質低落，不但無法提供充沛的高級技術人力，反而可能拉低整個國家技術人力的品質。

剛從日本考察技職教育回來的雲林技術學院籌備處長張文雄指出，過去台灣大肆擴充技職學校，訓練大量熟練技術工，或許有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考量，但是針對未來科技整合的快速進步及變化迅速的科技市場，台灣必須儘早擺脫訓練熟練技術工為主的階段，加速提升技職專科人力的層次。

他以日本與台灣的技職教育做比較，説明這種迫切性。據統計，台灣每一千人中，專科生就有一四．五個，同樣數字在日本卻只有四個，也就是台灣的專科規模有日本的三倍多大。

另外，台灣的高職與五專前三年學生人數，與高中人數比例大約是七比三，日本則恰好相反。

張文雄分析，日本中級學校以上的教育，為了配合整個國家科技力量的提升，主要是以大學及研究所的高等教育為主，技職及專科所佔的比例非常低。另外根據日本所做的一項調査，十五年前日本企業事求人（專科生）的比例約為十五到二十倍，最近五年則普遍降到五至六倍左右，也頓示光是專科畢業已經漸漸不能滿足企業界的需求。「台灣必須認清，過去那種（訓練熟練技術工）時代已經過去了，」張文雄語重心長地指出，「仰賴這些專科生去發展尖端科技是不可能的！」

精緻班級規模小

雖然偏重普通高等教育，但日本對為數極少的職業專科（日本人稱高等專科學校）的品質也特別重視。張文雄形容日本的高專「精緻班級規模小」，一個學校十幾公頃校地，僅有一千多名學生，科系數目也儘量限制在三到四科，目的是為了教學內容能靈活配合實際業界的趨勢而調整。

另外為了怕私立學校的品質不易控制，日本也不輕易准許高專學校設立。一九八〇年時，日本六二所五年制專校中，私立學校只有四所。這與台灣每十所專科學校就有六．五所私立學校的規模大相逕庭。「專科技職教育一定要國家來興辦，」師大工教所的饒達欽所長一語道破，「這是一個高成本的教育投資！」

但問題是，在政策性刻意引導下，國內技職教育已經出現「數量優勢、品質劣勢」的畸形發展。據估計，從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八年，十九年間高職生增加一倍，而專科學生竟增加了六倍；相對的，大學生（含研究所）只增加了二倍，高中生則由於限制學校設立，根本没有變動。而以教育經費的分配而言，據估計，七十八年度一個職校生每年分配到的教育經費只有高中生的三分之二，專科生更不到大學生一半。

教育眞空管的階段

經費缺乏第一個直接影響到授課品質。幾年前台灣省教育廳曾舉辦一次國內職業學校電機類科評鑑，結果發現有些私立學校没有實習工廠、没有工作枱，教學的內容還停留在真空管的階段。

經費不足、實習教材設施無法完備外，技職專科學校的師資與教授內容也明顯跟不上學校的擴充而嚴重脫節。一位到日本攻讀電工碩士，現在任教南部一所著名工專電子科的資深教師指出，由於有實際經驗的師資難求，許多學校只好拚命往大學研究所裡找剛畢業的學生，由於研究所的訓練以理論研究為主，許多年輕老師常常有面對實習課做不出結果的窘狀。

他任教的工專就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有一次，教育部要到這所工專評鑑學生實習的作品成果，結果科裡幾位研究所畢業的老師没有一個會做，全部六組學生統統跑來找他當指導老師。「日本跟台灣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的老師一定要會動手做。」在日本求學時，他看到日本專科大學裡新進的老師，無論博士碩士，都一定要先當幾年助教，親自帶著學生做，才可以升講師或教授，印象非常深刻。相形之下「台灣的老師教書太輕鬆了，只要講講課本裡面的理論就可以應付了！」他笑道。

市場變化是師資、教學品質無法控制的另一個因素。由於技職專科教育的目標，是希望學生一出校門能夠立刻加入實際生產行列，因此課程設計與師資便需要「先知道市場在那裡，才能將市場方向與教育內容配合，」擔任教育部專科學校光電組評鑑委員的光儀電子企劃經理王英明指出。

市場與教育相配合

王英明認為以國內光電市場的未來三大發展趨勢—光學基體元件、電腦周邊設備以及光纖—為例，國內設有光電科工專現有的設備及師資，就完全無法跟得上市場的走向，「要現在學校老師講基本Basic還可以，如果要講彩色掃瞄器那就完了，」因此要銜接市場變化與教學內容，唯一的途徑，「一定要讓企業界的人加入專科技職教育的教學課程。」

問題是，國內技職專科學校的課程編訂過程，長年就一直處在「閉關自守」的封閉局面，不是「找老外的教科書抄一抄」就是「以學者教授為主，」一位熟悉技職課程編訂內容的技教界人士批評道。他以美國的教科書編訂為例，美國會以企業界的意見為主，並請學者參與修正，而「我們是以學者教授為主，企業界聊備一格！我們的教授是來更正知識對不對，美國的教授則是希望如何應用到教學上！」

不僅企業界的意見無法聽到，國內編訂教材的態度及計劃也遠遠落在工業國家後面，他以美國一本著名的生物課本BSCS為例，美國為了編這本教科書，總共動員了將近一千位生物學教授、專家、中學老師、心理學家、教育家和藝術家共同完成。用去了當年幣值約新台幣四兆元，耗時四年，經過一千所中學和十五萬名學生試用，前後修正三次才完成。這項浩大的編書工程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底才正式出書。「我們就缺乏這樣長期的計劃，都是短期的修訂，」師大工教所長饒達欽無奈地指出。過去國內技職教育的課程都是每十年才修訂一次，最近一次的修訂時間是七十二年，距離上一次六十二年修訂剛好十年。

決策過程欠周詳

其實缺乏長期規劃的，不只是課程教材的編訂，整個技職教育問題最主要根源其實是，決策過程缺乏長遠的眼光及周詳的規劃。以經建會在六十二年規劃的高職、高中七比三的人力政策來説，一位技職教育工作者便質疑道：「職校生與高中生的比例定為七比三是否合理？這比例到底根據什麼標準制訂的……，令人大惑不解。」教育廳一位高級官員批評嚴厲：「不管六比四或三比七，都是胡説八道，没有一個國家説得出這個數字比例的，中華民國的教育不能這樣搞！」

深入分析，從長短期眼光看這個政策，其實各有利弊。

有利的是，在六十年代台灣全力發展勞力密集工業及各項經建計劃時，大量從技職教育體系出來的技術人才，適時提供了各行各業企業的基本人力需求。但這個政策的最大弊端在於只從經濟效益的眼光注意到長期量的擴充，而忽略了同時要求教育品質的提升。從這角度看，「這是一個充滿功利色彩的教育政策，」一位社會觀察者嚴厲指責。

「職校的發展真諦不是量的擴充，應該是質的加速提升與有效人力的供需，」饒達欽提出他的看法。張文雄也認為長期而言，技術人力的培養，其實是要用很踏實的態度來培養的，「不能急功近利，技術學問是不能急躁的。」這樣培養出來的技術人力，才能真正提升整個國家技術的層級。

人力結構的轉換

然而要如何提高技職教育技術人力的品質？最直接可行的是提高技職教育的層次，例如擴充技術學院的數量，或開闢新的升學管道。「技職教育以後要多打通管道，」教育部長毛高文指出，「現在好像上了車子，就不能下車子了。」

這也是推動台灣邁向科技國家一個重要的步驟。根據學者研究指出，過去在傳統工業經濟中盛行的金字塔型人力結構—非技術性人員佔塔底大部份，管理菁英在塔頂，中間是專業人員及技術性人員—已經慢慢改變，在工業開發國家中，由於科技變遷快速，經濟人力需求的結構已經逐漸轉換成燈籠型或鑽石型——科學家、工程師或管理人員佔塔頂少數，而中間大部份係擁有高級技術知識的專業和技術人員所構成。根據這種潮流，松山工農校長賴錫圭甚至曾經建議：「高中、高職的比例應該由三比七調整為七比三。」

為了打通管道，新技術學院的成立計劃已經陸續展開。打響這系列提升技職教育計劃第一砲的雲林技術學院，明年將正式成立。將接掌第一任院長的籌備處處長張文雄自信地指出，在這塊廣達六十公頃的校地上，雲林技術學院將來的藍圖是「希望成為技術科學大學。」另外籌備中的高雄技術學院也預訂在八十二年成立。

打破文憑包袱

提升技職教育人力的另一個關鍵是，要在過去太重視技能學科本位的技職教育中，適度加入人文色彩及培養分析、理解能力的課程。「如果我們要培養有血、有淚、有思想、有朝氣、有胸襟、有氣質的青年，技職教育應該要回歸教育的主流！」饒達欽指出，「技職教育應該是一流學生唸的，否則我們永遠落在日本後面。」

然而，什麼才是教育的主流？這群被忽視的「非主流」技職專科學生，如何才能與高中、大學站在相同教育地位？關鍵還是在於社會和企業界必須抛開傳統士大夫至上的觀念，打破文憑主義的包袱，抛棄「把工藝當作低下工作」的心態。

其實這是可以克服的。具體可行的是建立技職證照制度。饒達欽指出，如果技職專科生在就業後的薪水、地位可以因為多擁有技術而提高，國內這種忽視工技的現象或許可以稍微解除。

用證照來肯定擁有技藝的技術人員的做法，全世界以德國最有名的學徒制做得最成功。台灣或許可以從中學得一些精神及做法。

這種制度的特色是，參與學徒制職業訓練學校課程的學員，不論行業，必須受訓三到四年。訓練期滿必須參加一連串的技術與理論考試，及格後獲頒畢業文憑，取得「熟練工匠」的頭銜。學員有了這個頭銜，幾乎等於取得了歐洲一些最高薪職位的入門鑰匙，在歐洲「一個熟練的石匠在他本行裡的專家地位，與一個青年律師在法律界裡的地位、薪水可能不相上下。」另外，這種證照頭銜，也常成為雇主企業家衡量一個人技術能力的標

建立技職教育尊嚴

當然，這種證照制度能否推行成功，主要還得企業家配合，這無疑也是台灣推行證照制度的最大阻力。張文雄認為，以現在國內民間企業「文憑第一、證照次之，」又不肯認真訓練人才，只求立即可用，以及公營事業升遷、敍薪都以學歷作標準的制度看，「光喊要有好能力，光喊好好唸專科，也是没有用的！」他指出，只有當「社會接納他，用人單位接納他，」技職教育的尊嚴才有可能建立得起來。

突破根深柢固的觀念並不容易，但是當台灣的國力正被慢慢分解析透時，這種「犧牲」或「改革」便顯得致命性地迫切。中台醫專的女學生講得好：「台灣地小人稠，唯一的國力資源應該是人盡其才。」教育本就是提供個人發掘才能的場所，而不是觀念包袱及經濟功利的戰利品。

讓經濟、傳統來服務教育，而不是讓教育服務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