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擇雅：選舉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之爭，反而不是好事

反對者也有意識形態

拿破崙覺得很煩的那種論爭，前提是大家都講理性，都有辦法為自己理念說出長篇道理。於是，19世紀就冒出各種主義。今日相爭不下的多種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族主義、自由主義等，都可上溯19世紀。

有趣的是，討厭意識形態的人往往也有意識形態，只是不自覺而已。拿破崙自認超脫左右，登基稱帝是為了總攬大權，藉由打壓政治自由的方式幫法國拚經濟，這種主義後來就以其姓氏波拿巴為名。

波拿巴主義若偏向自由共和，就是今日法國的戴高樂主義；偏向威權控制就成為法西斯，還有台灣人熟悉的兩蔣戒嚴。

只要不打壓，意識形態之爭可說是民主常態。選舉若不是由意識形態之爭決定輸贏，反而不是好事。

2008年台灣政黨輪替，決定因素是總統家人貪腐；2020年美國政黨輪替，則是為了新冠疫情。台美這兩次選舉，社會都失去一次透過論爭進行願景思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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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意識形態之爭讓人煩卻也很正常。為什麼老爭不出結果呢？其實，指望爭論要有結果，是「真理愈辯愈明」的迷思。政經願景哪有真理？只能指望說服更多人，讓己方看法成為多數共識而已。這跟真理是兩回事。

爭兩岸不比爭左右差

兩百年來的政經思想史，就是一系列真理被戳破的歷史，戳破方式也不是靠爭辯。馬列主義被戳破是靠柏林圍牆倒塌；新自由主義被戳破是靠川普打貿易戰。

在大多數國家，意識形態爭論的主題都攸關政府開支與課稅，也就是所謂的左右之爭。台灣不爭這個，只爭兩岸關係，許多人就以為這是台灣的損失。

其實，每一國的意識形態之爭都有脈絡。別國有的台灣沒有，只代表別國很難達成的共識，台灣並不難而已。

例如台灣在80年代開始全民健保的立法工作，保費與保障範圍或有爭論，是否實施則沒爭論。美國卻爭論半世紀還在持續，至今窮人仍不敢生病，這是美國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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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別國有的爭論，在該國也不見得一直都有。

再以美國為例，20世紀30年代之前，哪有保守派與自由派之爭？小羅斯福總統面對大蕭條，提出「免於貧困的自由」一說，這是自由定義的大擴張，聯邦功能也須隨之擴張。

「新政」擁護者即自由派。反對者堅持古典的自由定義，想守住憲法，才自稱保守派。

正因為美國自由派起源是小羅斯福新政，「自由派」（liberal）在美國的定義才和歐洲相反。歐洲自由派都是擁護經濟自由，算右派；美國自由派則主張節制經濟自由，算左派。

太少爭論，成就川普

意識形態之爭當然有可能淪為意氣之爭，終致反目成仇，雙方無法合作，造成兩極化（polarization）。

許多觀察家認為，這是2016年川普當選的原因。然而，選民若真趨向兩極，遇到選舉應該歸隊才是。川普卻證明他有辦法把原本屬於左派的基層民眾吸引到右派，造成選民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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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其說川普現象的成因是太多意識形態之爭，不如說是太少，也就是該發生的爭論沒有發生。

在左右派都奉新自由主義為真理的時代，底層民眾都為製造業外移感到擔憂，左右派卻一致認定問題交給市場即可。結果就是菁英失去民眾信任，不分左右。

川普雖已下台，他造成的選民重組卻沒消失，如今右派最熱情的基層其實曾是左派選民。那表示工會權、財富重分配這些傳統左派理念已無法感動人心，左派已來到需要自我更新的時刻。

果然，這幾年冒出的經濟新提案，多數是左派提出。有新提案，至少代表腦袋沒打結，絕對是好事。（責任編輯：曹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