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整整一年的廝殺與衝撞,「新銀行賺錢難」已經像烙印似的替我國金融業開放畫下第一個句點。
不像五年前證券業開放,二到十億的資本額,做上百億的生意,每個財團在開業沒多久,就賺得開心滿懷。
新銀行上百億的股本,一年下來盈餘才二億多,有的甚至只有幾千萬;平均不及三%的年收益率,連存在銀行利息一半的收益都不到。慣於高成長、重短線、回收快的企業財團投資股東已有些開始顯露不耐;十五家新銀行專業經理人的肩頭,營運績效的壓力也愈來愈重。一位最近剛接任的新銀行總經理,還沒正式上任,就開始四處訪客戶、找生意。
辦銀行是幾代的事,與經營企業不一樣。曾經擔任過金融司副司長、現任華南銀行副總經理簡弘道臉色一正地說道:「一開銀行就想賺大錢,恐怕是個誤會。」
新銀行第一年的表現,對金融專業人士而言,並不奇怪。玉山銀行總經理黃永仁早在一年前就已經預測,第一年頂多只有二億五千萬元的收益。這位新銀行中少數被視為授權最大(授信額度超過一億以上)、專業人士辦銀行的總經理小心謹慎地回憶,銀行是靠信用來經營的,新銀行不比老銀行––沒有知名度,「我們得比照三商銀的經營績效打對折來估算盈餘。」
螞蟻對大象
慣於短期利益著眼的企業投資人,對新銀行第一年獲利不佳的反應,曾經在台大教授貨幣銀行學、目前是新銀行專業董事長的林鐘雄分析,投資之初大家只看到「金融業獨佔期間的特權與高利;沒有想到開放後競爭的風險,」最近聽到同業後悔投資的抱怨,林鐘雄坐在簇新的辦公室平靜地說。
儘管早在十五家新銀行名單揭曉前不久,財政部曾經公布一項研究資料,顯示在開放十五家後,我國的金融業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利潤率也維持一定的水準。以八十年度的營運而言,開放二十家的投資報酬率是一三.五%,但是,這樣獲利標準的前提是從長期經營來看。
然而從一年前,自第一家新銀行萬通開業以來,全部加起來資本額超過一千五百億的十五家新銀行,進入金融巿場第一個就碰到「經濟規模」的問題。
據財政部規定,新銀行第一年除了五個分行外,再加上銀行營業部與儲蓄部,每家最多只有七個營業單位,與省屬行庫如第一銀行全國就有一百二十個分行相比,簡直猶如螞蟻對大象。因此,儘管到了十一月底,十五家新銀行總放款金額高達二千五百四十餘億,存款二千三百七十餘億,但是仍不到全國金融巿場存款佔有率的六%。
除了分支機構數量太少外,新銀行的業務量第一年也被限制在傳統的存放款,外匯與信託業務仍未全面核准。而去年中央銀行五次調低利率,使新銀行主要利潤來源––存有放款差價,大受影響。大安銀行總經理耿平就指出,大部份新銀行的預估收益為五億元,是以前年高利率水準為基礎,其實減掉利率降低而減少的利潤,與當初的估計差別並不太大。
新銀行怪現象
經財政部延宕甚久,最近才被同意的中興銀行新任總經理白俊男則比喻「財政部要新銀行拿觀光飯店的規模賣牛肉麵」,自然十分辛苦。同時新銀行的固定資產投資與人事費用的包袱,如購置營業場所、電腦設備,以及高薪挖角等,都要比公營銀行花費來得大。根據萬泰銀行總經理鄭世津分析,就人力投入來看存放款績效,新銀行每一名行員與三商銀相較,存款量只及三商銀的六四%,放款量只有七六%,反映第一年新銀行的投資報酬遠較老銀行為低。
除了先天不足,使新銀行營運表現受到限制外,十五家銀行各自內部經營的方式反映在外部的營運績效上,也讓許多金融界資深人士看傻了眼,這也是影響新銀行初期績效的重要原因。
一家新銀行開業不久,就發生存款準備金計算錯誤,遭到主管單位高額罰款的怪現象;一位央行官員就表示,這些銀行的行員連基本動作都還沒有站好,就拎著槍打仗。
反映在貸放業務的「花招」,也不在少數。像去年發生某著名的服飾連鎖財務周轉不靈事件,儘管握有房地產的擔保,聯邦銀行一家就吃下十六億元不良放款,佔該銀行當時放款量近一成;完全不符金融專業講求的分散風險、避免授信集中的基本原則。
又如搶存款,新銀行更是不計成本。一位金融官員就指出,不少新銀行為了「堆花」––在自有資金與股本仍然甚高,相對於放款成長比存款慢時,卻去吸收一、二十億的郵政儲金,而這些郵政儲金又不計入定期存款,不能作為增加計算放款的基礎;利息負擔,重得不得了。這位金融官員忍不住地以「荒唐」做了句點。在父親籌辦銀行前沒有一天銀行經營、且也吸收郵政儲金的某新銀行的年輕副董事長不得不氶認:「我們真的是被利息壓慘了。」
人才與專業的挑戰
經營銀行,人的素質決定一切,台灣銀行董事長許遠東早在一年多前新銀行開放時就再三警告,金融專業與道德操守是根本。然而,不幸的是在我國金融開放的過程中,總是以遷就現實為第一優先,專業人才的培養遠遠落在開放步伐之後。
例如財政部一百億資本額的標準,造成唯有財團才能辦銀行;以及大幅開放十五家,人員養成不及等特殊現象;使新銀行在經營之初就碰到最大的挑戰––人與專業的問題。
根據一位金融主管官員分析,十五家新銀行經營的良莠,完全取決於企業財團出身的董事會、大股東授權的情況。大股東授權多的,專業性就強;董事會干預大的,新銀行就不像開銀行,更像開錢莊。
以銀行授權指標--總經理的授信額度來看,目前國內公營銀行總經理的權限大約是在一億到一億五千萬之間。但是除了少數三、兩家外,新銀行總經理的授信額度大概只及公營銀行的一半:擔保放款在七、八千萬元之間,無擔保放款約三至五千萬元。其中一家最低的總經理授信權限只有三千萬元,只有省屬行庫一個分行經理的權限。
若以聯邦銀行「不良放款」為例,具有三十年金融專業的總經理賴耀南,授信額度只有七千萬元;也就是說,十六億的貸款是掌握在董事會手上,而這家銀行的主要大股東「三重幫」,則是以建築業起家,對房地產巿場有獨到「見解」。一位金檢人員不以為然地指出,評估新銀行經營的專業性,只要從大股東過去經營企業的風格就可以猜得出他們銀行的表現了。
過去一年反映在新銀行業務表現上,十五家新銀行大約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衝業績的「拚命三郎型」,另外一種極端是,幾乎看不出任何動作的「不作為型」;只有少數銀行是屬於大股東充分授權,給專業經理人員較大權限,採穩扎穩打、長期經營的「專業型」。
像去年一開始,不少銀行搶著開業,一開業就立刻拉存款、搶放款,這種銀行佔的家數比例最大。「畢竟一百億是個大數目,總要給董事與股東一個交代,」一位銀行的總經理就坦白指出。
萬泰銀行的總經理鄭世津也氶認,每個月初媒體報導十五家新銀行存放款業績,是他們最大的挑戰。顯示業績要求對新銀行專業經理人的壓力。
像外匯業務,由於央行規定必須要達到四億美元的業績,才可以准許承作。像接台電一筆一億美元的外匯案子,由於價格殺得凶,新銀行可能會虧到六、七百萬元,但是為了衝業績,即使賠本,也要接,一位新銀行經理幹部指出。
衝業績的結果,難免會影響品質,尤其是就金融管理而言,資產的品質最是重要。金融局一位主管新銀行業務的官員指出,這涉及董事會是否專擅,以及新銀行的中、基層行員是否具有足夠專業能力。
另外一種令金融界人士「跌破眼鏡」的怪現象,是十五家銀行中有為數三、四家「幾乎完全沒動作」。更妙的是,這些銀行當初都是金融主管最為擔心––股權較為集中、錄取分數特低的幾家。但是一年來這些銀行作風的保守,完全超出財經官員的想像。多位金融界人士分析這種情形時指出,「大概是過去夜路走多了,自己以前向銀行貸款花樣百出,生怕別人也如法炮製。」在巿場上盛傳這類銀行貸款的原則是「不認識的不借;沒有抵押品的不借」。不像在辦現代商業銀行,倒像上個世紀的錢莊。
在這種情形下,金融授信講求的徵信原則,已經成為次要;反而要勞動董事會的董事或大股東親自出馬扮演授信放款的銀行員的角色。
統計資料顯示,今年十月底以前,十五家新銀行的放款中有擔保的比率,其中除了四家外,有十一家是在七○%以上,高雄的大眾銀行擔保比率則高達八九%,「比公營銀行更像當鋪,」一位公營銀行的主管分析,即使過去公營銀行長久以來被喻為「開當鋪––放款一定要抵押」,但是,擔保與無擔保的比率也不過在五成到六成之間。
擔保比率只有六五.七%的玉山銀行黃永仁指出,銀行貸款不是有擔保就安全,過去的經驗是一些生產事業以機器作為抵押,到時出了問題,銀行要這些機器一點也沒用。
新銀行放款中有很大的比率是給建築業,或是以房地產作抵押。以建築業貸款而言,不用花太多專業徵信,容易做,「不過遇到景氣低迷,如日本房地產價格暴跌,銀行可就吃足苦頭,」華南銀行簡弘道指出。同樣的,抵押品偏重在房地產,並不表示銀行的風險就低,「畢竟銀行不是以拍賣為業,如何做好徵信還是要務。」
財政部是紅衛兵?
對新銀行目前的經營狀況,儘管投資的大股東們已有「開銀行成本那麼大,但是卻感覺不到什麼,」的質疑,而專業總經理也有肩頭壓力愈來愈重的負擔;但是主管金融的財政部倒是顯得不慌不忙。
「財政部金融局抓得緊、管得嚴」的抱怨,時有所聞。
據了解,金融局對一些有問題的銀行,十分不客氣,一年之內已經檢查過兩三次,每次都有七、八個工作天,甚至連管事的董事長,都會被請來「溝通」。「財政部像紅衛兵」,一位新銀行的董事長就聽過「大老級」的並無金融經驗的同業向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訴苦。
金融局副局長張秀蓮肯定地說,「管得嚴沒有壞處。有些外商銀行就來向我們打聽過,他們只在這種情形,才願意與我們的新銀行建立通匯關係。」
目前新銀行有許多業務,准與不准,仍掌握在財政部手上,金融局一位官員就表示,現在他們不敢犯錯,也不想犯錯,畢竟與未來業務推展有關。例如去年高雄大眾銀行要更換總經理,財政部下了一道命令,在人事未能穩定之前,不准他們設立分行。這一招出來,使得也想換總經理的中興銀行,拖了好一陣子才報給財政部,「看來財政部還是可以有嚇阻作用的,」一位金融業者指出。
五百億的決戰點
以一年的時間來評估新銀行,還嫌太短;更不能以利潤論成敗。玉山董事長林鐘雄預估,兩、三年後,等每家銀行放款達到五百億,整個新銀行加起來相當於一家省屬行庫規模時,才真是決戰點。屆時,「合併」的路子是跑不掉的,面對目前十五家爭食大餅的局面,林鐘雄吸一囗菸指出。
一位資深的金融官員比較擔心的還是我國特有的家族企業文化與政經生態。他認為短期來看,這些大財團犯不著到自己銀行來借錢;但是就長遠管理著想,財金當局必須時時注意新銀行背後的企業財團經營狀況,只要企業母體沒有經營危機,就暫時不會發生「利益輸送」的問題。
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政經綿密結合的現實,面對背後不是所謂的「黨政大老」,如執政黨的中常委、國策顧問,就是擁民代自重的「銀行立委」,每一家背後都有來頭的新銀行,如何能堅持規定,貫徹執行,則是一個最嚴酷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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