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瑞夫：電腦工業已經徹底民主化

葛瑞夫
電腦工業已經徹底民主化
　
　英代爾(lntel)加葛瑞夫(Andy Grove)，兩則美國矽谷的傳奇。三十五年前，二十歲的猶太裔匈牙利人葛瑞夫，離鄉背景躲避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輾轉到美國紐約，開始學英語。十二年後，他帶加大柏克萊分校博士學位，投效剛成立的英代爾麾下，親身參與矽谷由無到有的創業歷程。英代爾發明中央處理晶片（ＣＰＵ）、記憶晶片（ＤＲＡＭ和ＲＯＭ），給了電腦「腦力」和「記性」，也給了全球電腦創業者源頭活水的零組件，做電腦不再是ＩＢＭ等大公司的專利。美國國力復興，英代爾一肩挑。因為在美、日半導體的激烈競賽中，英代爾的ＣＰＵ技術是美國最後一張王牌。

　問︰個人電腦近十年來整個改變電腦工業的走向，而英特爾的電腦晶片就是每一台個人電腦的心臟。你預期未來的電腦晶片會如何發展？又會如何改造電腦工業？
　答︰我看一九九○年代與一九八○年代最大的不同，是電腦用戶以新的方式來運用這些電腦的運算能力。過去十年，電腦的運算能力都用在處理個人用的應用軟體上，我們生產的四代電腦晶片主要是用來為個人處理複雜的檔案。一九九○年代，這個趨勢仍然持續，但它不會是領銜的主角；真正的重頭戲是把所有的個人電腦聯結起來，以群體運作的方式為用戶服務。個人電腦必須變成一個溝通的利器，它不僅是電腦，更像電話。電腦晶片固然不停地在動作，但它要同時處理圖形、聲音、影像等各種訊號，不再只是一種單純的文字訊號；同時它也要負責使電腦間的溝通順暢進行。整個戲場的活動與過去有非常大的不同。

電腦民主體制

　問︰誰會來決定這個改變的方向，是電腦公司？還是消費電子公司？
　答︰覺得兩者都不是。電腦工業已經變成有史以來最徹底民主化的商業巿場，過去十年它也經歷一場開放重建（perestroika）。在這個民主體制，用電腦的人以他們的需求口味來投票，他們以每年近一千億美元的總支出自行決定買什麼、不買什麼。買主能自主決定，他們的權力就大，不管電腦、電視音響、半導體公司都要順著買主的需求方向走。
　其實，英特爾本身就是資訊技術的用戶，我們自己就感覺只花錢在個人用的電腦工具上根本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要的是可以互相聯絡、可以處理多種資訊的電腦。我們這樣要求我們的電腦供應商，而他們的零件供應商正是我們。因此我們的產品開發都投資在這上面。
　問︰最近的經濟、巿場非常不景氣。英特爾處身半導體這個競爭非常激烈的行業，景氣循環特別明顯，高峰、谷底之間差距很大。但是英特爾在這個辛苦的行業中一直很成功，銷售、獲利一直成長，你們的祕訣是什麼？
　答︰你也許不記得，但五年前我們的競爭態勢比起現在差很多。當時正是經濟衰退的最低潮，我們賠錢，只好關廠、裁員，我們不是一直非常順利。我們一樣受到半導體業景氣起伏的影響。
　這幾年我們的實力的確加強很多，這主要靠我們的新產品。這些產品正是我們客戶迫切需要的。我們全力推動我們的開發、生產、銷售計劃，而我們執行的結果也比以往成功得多。這是非常複雜的作業，我在這講來容易，聽起來都合邏輯。為了要把一個晶片的密度加倍，我們要做一大串突破，不但要全新的設計工具，還要訓練員工用新工具，又要蓋新廠。外界很難想像我們現在開發一顆新的中央處理晶片（ＣＰＵ）要下多大投資。單是開發晶片就要五億美元，而蓋一個先進的廠房生產這顆晶片又要七、八億美元。因此，第一，要有足夠的財力來投資，第二，你不是開張大額支票就完了，而是（停頓）……整件事像個大的作戰計劃，很多複雜的事情同時進行，但最後要能完成整體的目標，這很不簡單。過去幾年，我們很幸運，能把這些目標都做到。
　問︰要作成決定固然很不容易，但是英代爾你用什麼樣的哲學、價值觀、決策方式在過去幾年使這些事情成為可能？
　答︰我們有自己一套想法，這不只在過去幾年，從公司一開始我們就抱著同樣的看法。我們視自己為一個科技導向的公司，我們用技術來解決問題、來開發產品、來管理，二十年來我們一直把技術進步、創新、解決問題放在最高優先。我們的價值觀就是品質，在英代爾，品質的定義是我們如何忠實地遵循我們的價值觀，沒有人是完美的，我們衡量的標準是我們的產品離所追求的極致有多遠。我們是個看結果的公司，我們相信要冒風險，要好好照顧員工和客戶。

不能趕時髦

　講到品質，我們要的是整體的品質，而不是生產一顆晶片的品質，那是最低層次的品質。我們更強調紀律，開發一顆晶片要五億美元，每個步驟都不能出差錯，一絲不茍。二十年前，我們就這麼想，而當時紀律這個名詞非常不受歡迎，有人說︰「紀律？我又不是從軍打仗，我要做我想做的。」我們回答︰我們也要做心中想做的，但要結合個人的行動，成為一個整體。這樣想了二十年，我們並沒有改變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不是趕時髦的公司，不盲從別人。這很重要。
　問︰台灣是英代爾主要的客戶之一，而亞太地區的電子工業近來非常活絡。英代爾在亞洲有工廠……。
　答︰有好幾個工廠。
　問︰英代爾與遠東當地的巿場有密切關係。未來十年，亞太地區對英特爾的發展有多重要？
　答︰英特爾在一九六八年成立–我該把日本算成亞太嗎？（笑）–一年半後，我在英特爾第一次出差去日本，後來陸續又去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國家。二十年來，亞太巿場與英特爾一齊成長起來。我在這個行業二、三十年的經驗，看著亞太地區對電子工業生產面貢獻不斷加大。有時候，我對這現象並不全然高興，別忘了日本把我們趕出記憶晶片（ＤＲＡＭ）的生產；但整體看，這正反映日本的製造實力一直成長。今天，日本是我們的大巿場，他們採納我們的中央處理晶片標準，這點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這個行業的變化，技術進展的步調非常快速。台灣選擇集中發展個人電腦業，那種亞洲式的創業民主性格是世界上少見的，這兩、三百或四百家電腦公司用我們的晶片生產個人電腦，使我們生產的晶片能夠很有效率地交到最終用戶的手中。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台灣出口大量的個人電腦到歐洲去，而歐洲的電腦公司利用我們晶片開發產品的步調比較慢，如果不是像台灣這些亞洲國家為英特爾的產品線加上附加價值，再出口到歐洲去，歐洲電腦使用的水準可能會落後其他地區。

民主中競爭

　問︰你用「民主」來形容這個行業的快速普及化，但由另一個角度看，「民主」也就代表英代爾要面對更多的競爭對手。英代爾過去很獨特地獨佔一個關鍵零件巿場，現在其他廠商也開始生產類似的產品，英特爾的反應是什麼？
　答︰所謂民主就代表沒有任何一、兩家公司可以控制整個行業做生意的方式，而是有太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選擇。民主體制絕對更複雜，有更多的衝突和爭議，但也因而有更多不同的選擇。這是一個動亂的產業，事情一直如此，有很多爭論，不管是私人公司或公共事務，但這本來就是民主體制的運作方式。
　至於英特爾，我們一直在與其他廠商競爭。別忘了一九八○年代，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摩托羅拉（Motorola）打一場電腦架構標準的戰爭。在八○年代初，看來他們比我們領先得多，再看今天的統計數字，我們比他們大得多。我們很習慣去競爭，我希望我們過去秉持的價值觀，能幫助我們在未來掌握更有力的競爭地位。

先止血、再診治

　問︰你一再強烈主張美國要有清楚而有效的產業政策，更強調美國科技產業競爭力的重要。但英特爾今天利潤非常好，在中央處理晶片的技術也大幅領先日本，你為什麼還這麼擔心？
　答︰我不擔心英代爾，我擔心美國。美國在全球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今天又比一年前更為重要。我們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才能去扮演這個角色。如果這個國家不能如過去一樣，不斷改善國民的生活水準，它就無法扮演那個重要的國際角色，這個世界的秩序就會亂。我衷心相信，生活水準向來靠科技來改進。當年首先造出蒸汽機的國家，或五十年前掌握工具機技術的國家，都會享有那時最高的生活水準，同樣地，今天或未來位居資訊電子工業重心的國家，也會有最高的生活水準。我感覺美國這個國家正在這個領域退卻，我很憂心。我個人、英特爾每年都交很多稅，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出來領導這件事，但我覺得美國政府並沒有做到它該做的。
　問︰你是希望政府決定產業發展的方向，選出該贏的、該輸的產業？
　答︰不，我不相信政府會比產業界更清楚實際上的發展走向，產業界自己會有不同的方向和作法。但政府總該投資在幾件非做不可的東西上，也許他該試著做五件事，希望也許有兩個成功。我不覺得政府該選那兩個贏，反而該都做那五件事。但現在政府的態度卻是︰我不知是誰會贏，所以我一件事也不做。我認為如果美國政府繼續這樣做，我們就是輸家。
有很多技術是在美國發展出來的，但整個美國社會都沒有去利用它。美國先出錢發展，最後卻被外國利用來打擊美國的產業基礎。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主動一點。
　問︰很多人特別提到要掌握生產設備，才能保持微電子工業的實力。這點對英特爾有影響嗎？
　答︰絕對有。在這個領域，美國政府和工業界總算聯合起來做一點事情，成立Sematech公司來共同研究開發，或許這就是政府該做的五件事之一。近年來，雖然美國的半導體設備業還沒有復興，至少它沒有再退步。就像送病人進醫院的急診室，你先要使他情況穩定，不至於出血致死，再來診治恢復。
但這只是整個美國問題的一部份，今天沒有任何一種電腦的顯示裝置是在美國製造的，我們根本找不到美國製造的記憶晶片、光碟，這個單子可以一直不停地數下去。大的情況的確不好，這就是未來十年我們要推動社會行動的方向，當年英國可沒從印度進口蒸汽機。（陳修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