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菸、一盞茶，每天下午，導演侯孝賢和吳念真、朱天文等一群朋友在台北市東豐街的茶館裡談、熬、寫。一頁接一頁，侯孝賢下一部電影的劇本逐漸成形。拍完「悲情城市」裡的大家族興衰，侯孝賢這次將鏡頭轉向布袋戲藝人李天祿?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時空。
當台灣電影業正處二十年來最黯淡的時刻，侯孝賢卻在海內外打出一塊金字招牌。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全盤肯定侯孝賢的映像風格與用心；多年努力吸引來的國內、外忠實觀眾，確保侯孝賢可以幕集三千萬資金拍一部片子，而非今日一般六百萬元的粗製濫造。
咬牙堅持的自信
機會不是平白而來。「我今天有機會，因為我一直咬著牙堅持下來，」他強調。在電影界由基層工作幹起的十多年經歷，為侯孝賢的娃娃臉染上強烈的自信色彩。
滿身衝勁的侯孝賢和一群醉心電影的朋友，無法忍受電影製作環境的急遽劣化，最近開始積極嘗試，尋找台灣拍電影的新可能。
侯孝賢除了和攝影師杜篤之、錄音師廖慶松合作蓋了一間錄音間，試圖提升電影配音的技術水準；六月起，更在台北市信義路租下一間公寓，和一批年輕人成立工作室，共同為一灘死水的電影界練就新人才，發掘新題材，建立新的播出管道。
看到電影人才在前途看淡的陰影下大量流失，侯孝賢一再強調：「培養人才最重要。」而這間四壁貼滿電影海報、略顯空曠的工作室，正是侯孝賢口中的「私塾」。「它雖然小，但我們要把它變成（拍電影的）精神中心，」候孝賢邊彈菸灰邊說道。
在這裡，侯孝賢這群人想開班訓練編導、技術人才；和劇場合作，辦表演教室，孕育新演員，同時啟發舊演員。為了拓廣電影取材範圍，更在工作室不時開討論會，由談話中激盪出新意念。
攝影師陳懷恩全職管理這個工作室。和三個人、兩條狗作伴的他坦承：「台灣是個缺乏想像力的地方。」為了激發新想法，在社會原本極少交流的族群開始在工作室中對話。兩位實習醫生曾在這裡現身說法，和影業人士談談自我經歷；更有一位麵攤老闆，在此和電影人坦誠溝通。「要讓我們了解不同的人如何看這個世界，」蓄著長髮、長鬍，擔任「悲情城市」攝影的陳懷恩解釋。
會發酵的私塾
經過屢次討論，大家逐漸勾勒出未來發展的輪廓。這群人要拍紀錄片（已有十個構想），要透過侯孝賢的海外關係找新市場，要為未來開播的公共電視製作節目。
「我們要找一批新人，因為已經沒有舊人了，」陳懷恩慨嘆人才流失的迅速。他希望這批新人能成為台灣電影新生的一股力量。「這個私塾看來是小小的東西，但十年、二十年，長久之後，它一定會發酵，」侯孝賢自信的說。（陳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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