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業進駐台灣 — 地平線下的金太陽

九○年代是台灣金融業的戰國時代。正當國內各利益團體卯足全力，爭著要設立商業銀行之際，強勢的日本金融業也悄悄地調整步伐，加緊攻勢準備投身到這場金融大戰。
日本金融業的「強勢」，可以從世界的排行榜中得到一些答案︰
世界銀行的十大排名當中，日本的銀行以壓倒性優勢，獨占了六個名額（見附圖）；證券業的十大排名中，日本的四大證券（野村、大和、日興、山一）也都名列前茅；而在保險業的範疇，日本的六大產業物保險（東京、安田、大正、住友、千代田、日本）中，有四家是世界十大中的頂尖。

化暗為明

他們在台灣，除了第一勸業銀行有正式的分行設立之外，其餘的公司或設立辦事處或派員在台研修，都已經在台北布樁有年。這些在世界極具一流經營手腕的日本金融業，極盼利用我國金融自由化的良機，化「暗」為「明」，堂堂正正地分食台灣的金融大餅。
在台灣的日本金融業，由於政治因素，總是蒙上一層神祕的面紗，令人窺測不出他們的真面目。東京銀行最近獲准來台設立辦事處，在大陸、台灣及日本之間，吹起了一小陣政治風暴，卻也掀開了這面紗的一角，顯露出日本金融業界的大半張臉孔。
「只要東京銀行設立辦事處成為事實，相信會有許多日本銀行陸續跟進，」在華南銀行總行樓上，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支電話的東海銀行研修員原島說，他的公司從六、七年前就一直盼望能在台灣設立正式的據點。
和東海共處一室的琦玉銀行研修員茂田也指出，「台灣是一個潛力很大的巿場，只可惜大藏省遲遲還不肯放行。」他的語氣充滿了無奈。
而就在東京銀行宣布獲准在台設立辦事處的同時，日本另一家銀行三菱，早已迂迴美國，透過在美收購的美國加州銀行，準備將在台的辦事處升格為分行。東京及三菱的這一波行動，以及所帶動的其他金融業的後續動作，隱約讓人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
為什麼日本銀行對登陸台灣的興趣這麼濃厚？
反映我國經濟繁榮的七百多億美元外匯，以及二千多家在台日系企業，應該是吸引日本銀行迫切想登陸台灣的主因。而大陸的天安門事件，與我國放寬外商銀行在華設立分行的規定，則是這波日本銀行前來叩關的起爆劑。
「和在日本國內設分行相比，顯然在台灣設分行有利得多，」太陽神戶三井銀行駐台負責人小林，操著一口流利的國語說。日本的銀行為維持高度競爭能力，不斷地增設分行是他們的手段，台灣乃成為他們最大的注目焦點。

「默契」與互惠

在南京東路上掛著一顆「紅心」標誌的第一勸業，是一九五九年在台設立的首家外商銀行，至今年五月底來台的外銀共增加至三十六家（其中六家在高雄又有分行），以美國銀行居多。而日系銀行因為中日斷交後，日本大藏省和中共的「默契」，只有勸銀一家獨享在台二千多家日系企業的金融業務，業務居外銀之冠。當然基於互惠原則，我國也在東京僅僅設立了一家國際商銀東京分行。
然而早期的台灣金融巿場，並不如外商預期的那麼樂觀。外銀的數目近年雖有增加，但是外銀資產占我國金融機關的比率，反而從一九八一年的九•六％，萎縮到八五年的三％，並且由於銀行的過度競爭，外銀遭到不少呆帳損失，逼使他們不得不採取保守的經營型態，使得八一年達到高峰的一○六二億元的放款總額，八六年減少到八二七億，成為外銀在台灣的「黑暗時期」。
「八七年的開放外匯管理自由化，是外銀最大的轉捩點，」勸銀副支店長星野，對我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深具好評。外銀的限制大幅緩和之後，八九年的外銀放款總額，一舉增到一二○一億，令不得其門而入的日本其他銀行，心很不是滋味。
加上大陸天安門事件發生，中共遭到各國的經濟杯葛，在四處告貸無門的情況下，擺下低姿態向日本銀行界求援，日本的其餘十一家都巿銀行抓住中共、日本主客地位巧妙的轉變，也希望趁此機會打破日本與中共的「默契」，調整他們的腳步，將眼光從大陸移到台灣。
「我們並不拒絕日本銀行來台設立分行或辦事處，就看他們要不要提出申請，」面對日銀的強大攻勢，金融司長陳木在似乎「胸有成竹」。財政部最近修正了「外國銀行設立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審核準則」，再次放寬外商銀行的各項限制，從每年的核准兩家增為三家，申請資格也從世界排名一百五十名以內，放寬為五百名以內。「至少會有兩三家日商將得到核准，」一名熟悉外商銀行業務的人士分析。
藏身在檯面下的各日本銀行的先遣人員，究竟做些什麼工作？由於日商堅持不曝光，使得外界對他們一無所知。根據我國法令規定，外銀若非設立正式的分行就不准進行營業項目，因此表面上日銀的樁腳，都是在蒐集金融情報，熟悉法律規章，以便為設立分行作準備。
一位和日本銀行有通匯往來的行庫主管透露，這些日商在台，利用其總行和本地銀行的特殊關係，積極建立和本地日系企業的聯繫網，從勸銀手中搶回一部分業務，他們也因為在台生根已久，有些已掌握到國內銀行部分客戶的名單與資料。「日銀目前已兵臨我們的城下，就待臨門一腳而已，」他說。
不僅是日本的銀行相中台灣巿場，連日本的證券業也早已在台灣有了動作。
日本四大證券為規避日本大藏省的「限設禁令」，透過他們在香港的子公司，已經正式對台灣的證券商投資。據悉，四大參與本地證券商的投資比率是，野村對台證（新光集團）為一○％，大和對富邦（國泰集團），山一對統一，日興對中信則各為五％，四大證券並長期有人派駐台灣。
他們的利基當然在於正值發燒的台灣股巿。台灣的股巿規模，今年三月最盛時的時價總為七兆零七百九十一億元，超越了倫敦，成為僅次於日、美的第三大股票巿場。檯面上日商以正式的投資管道，涉足台灣股巿，但在檯面下，他們借用人頭在股巿進行交易的謠傳已甚囂塵上，甚至有的已大到令我國管理單位側目，並列入了證管會看管的「黑名單」。
台灣股巿的不上軌道，等於給了日商可乘之機。日本的上巿股票有一千五百多種，而證券商只有二百八十八家；台灣的上巿股票只有一百九十幾種，卻有三百三十以上的證券商，「號子比上巿公司還多，」日興亞洲公司駐台研究員黃琮惠說，這種現象已成為台灣股巿的一個「笑話」。
並且台灣的股巿交易課稅較低，股票的漲幅只要超過一％左右，投資人就按捺不住搶進搶出；「在日本股票的漲幅，如果沒有超過四％以上，就絕對無利可圖。」黃琮惠說出日本股巿穩定的一個要因。

貨比三家不吃虧

日本證券業如果獲准在台設行，他們的著眼點固然在熱絡的台灣股巿，但是他們的另一個最大的業務，則是介紹台灣的投資人去購買海外的股票，讓投資人「貨比三家」而不會吃虧。像國內有些財務結構已經不健全的上巿公司股票，上漲幅度超過了績優股，在完全開放以後，投資人就可以同樣價位，在國外買到比國內更績優的股票，分散投資的風險。證券自由化以後，「將逼使台灣證券走出溫室，」日興亞洲剛從新加坡調職來台的另一名研究員祝平說。
日本的保險業在台灣雖不起眼，但是他們比日本的銀行及證券業，更早在台灣設立「辦事處」，並且已開始作起「再保險」的聯絡業務。
由於我國對日商保險業並未完全開放，日商六大產物保險公司在台所處理的「再保險」業務，仍然不足以威脅到國內十四家保險公司，但是日商平均以每年一○％以上的成長速度，蠶食著這塊保險業大餅，卻也不得不讓人特別注意。
去年台灣的產物保險業成長了將近三○％，其中以汽車保險成長的幅度最大。在過去，台灣的巿場還沒大到可以派人駐台時，日本的保險員常常就像空中飛人似的，三天兩頭就往台北跑，「保險業賣的不只是保險，而是包括保險在內的服務，」在日本排名第二的安田火災在台負責人分島，就曾體驗過那種為提供給客人最佳服務，而奔波於中日兩地的滋味。
據統計，我國產保去年的巿場規模為三六○億元，光是國泰、明台及新光三家就占了四三％，而已獲准來台開設分行的五家美商只占一％，似乎外商不太容易立足於台灣的社會。「看你怎麼做，如果引進日本的代理店制度，或許會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大正海上台北辦事處的代表北村信心十足地說。
目前台灣的保險仍停留在保險公司和客戶直接往來的階段，不僅保險公司得廣設據點而所費不貲，同時也無法兼顧到提供免費的服務。日本普遍使用代理店制，全國各地共有三十九萬個代理店的據點，北村說這是促進日本保險業快速成長的最大原因。

金融文化大革命

日本金融業挾其席捲世界的威力大舉來襲，會造成我國金融巿場多大的衝擊？
「會造成金融文化的大革命，」太陽神戶三井銀行的小林不客氣的指出，連在台的勸銀獨占太久，服務態度也不是很好。本地、公營行庫的情況更差，他領教過本地銀行的服務態度，「銀行是服務業，而不是機關，」他有感而發。
剛開完東亞經濟會議，代表我國政府逼著日本重視貿易逆差的辜振甫，雙手一攤︰「我們的金融業自己不爭氣，全世界的商業銀行由公家經營的，只有我們中華民國一個。這樣子如何去和日本人爭？」
一位商銀的主管也對「公營」一詞「深惡痛絕」。他說，公營銀行受縛於各種法令，銀行主管還要列席省議會備詢，省議員利用特權吃定省行庫，公營銀行再不趕快轉變為民營，不要說等日本人來，只要民間銀行一出現，公營的就垮了。
政大銀行系系主任殷乃平則對本地銀行缺乏國際金融專才而憂心忡忡，日本商社慣用的招術是金融業打頭陣，企業再後續跟進，而國內的企業赴外國打天下，因為缺乏金融業的背後支持，完全是單打獨鬥、漫無章法。「沒有國際金融人才，即使將國銀外放，他們如何做得出成績？」他反問。

水面下的經濟

最重要的是，目前日本金融業暗藏於台灣「水面下的經濟」，政府是否有魄力讓他們完全曝光。「美國人不開放不做，日本人愈不開放愈好做，」輔仁大學教授李孟茂點出了日本人的個性。他認為，與其叫日本人在水面下動作，不如讓他們搬出檯面作自由競爭，可以刺激台灣的金融業步入正軌。
當年太平洋SOGO進軍台北時，台灣的百貨業者和現在的金融業一樣，也是束手無策的觀望，結果預定三年才要回收資金的SOGO，只在一年間就達成了目標。今年內，日本另一家大型超巿「八百伴」又要在板橋開幕，百貨業將再次面臨苦戰。
強勢的日本銀行即將壓境，難道發生在百貨業的教訓，又要重演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