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台灣贏的策略

　台灣的力量在那裡？

　就在於台灣有「人」，有「錢」，基礎建設普及，社會政治穩固，以及過去優異的社經紀錄。（見一八至二二頁）

　由於政府與民間多年重視教育旳結果，台灣己累積了大批素質優秀的人力資源，遠勝於競爭對手國及其他開發中國家。

　台灣大專畢業的人已達一百四十多萬，佔就業人口的一一．五％，遙遙領先韓、港、新。國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亞洲僅次於日本。

　識者指出，先總統蔣中正，在一九六八，美援斷絕後三年的國庫艱苦情形下，毅然下令推行九年義務教育。當年這份高瞻遠矚的魄力，奠定了我國當前的人力優勢，也是因應未來工業升級，迎接科技時代挑戰的最大本錢。

　教育機會的平等，打破了社會階層的限制，布衣卿相不是歷史名詞，多的是活生生的例證。農家出身的李登輝與林洋港以學識能力分任副總統與行政院副院長，幼時曾幫助父母沿街叫賣豆漿、花生、窮苦出身的許水德、蘇南成分長台北、高雄兩院轄市。軍眷子弟，小時也賣過菜的王建煊升任經濟部次長。這些都是社會向上移動性高，進步快速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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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的留學政策，也使台灣在海外儲存了大批人才。台灣的留學生目前佔全美外國留學生排行的第一名，散佈在各界，有豐富工作經驗的畢業生起碼仍有八萬名。

　「從來沒有一個開發中國家像我們，有這麼多人在美國最好的研究機構、最好的大學、最大的公司擔任要職，」台大校長孫震說。

　如能與海外人才掛鉤，或導引回流，或就地取才成為企業駐外的哨兵，或回國短期開會講學保持聲氣互通，都將成為未來我國打國際戰時的龐大助力，也是優於其他對手國的潛在力量。

　而統計也顯示，由於國內發展機會增大，又能滿足人人與生俱來的家國之念，近年來留學生回國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除了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豐富外，一般人民仍多能保持勤奮努力的習慣，每週工作時數雖比韓國低，但卻較歐美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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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界也仍有許多每週勤奮工作六整天，如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般，時時耳提面命，以身作則的榜樣：「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處於開發中的階段，如果沒有加緊用功，不但會被先進國家越拋越遠，也將會被跟在後面的東南亞國家趕上。」　

年輕充滿活力 　

　台灣的人口結構，與日本等國老化情況嚴重不同，仍屬年輕而又充滿了活力，六十五歲以上的僅佔四．七％，而十五至六十四歲就業人力佔六十四．五％。

　台灣也是世上少數藏富於民的國家，不僅國家富有，人民也富裕。

　台灣的儲蓄率高達三四％，多年來高居世界之冠。除產油國外，台灣的外匯存底也名列世界前茅，平均每一國民可分攤的外匯高達八七二美元，亦為產油國外的世界第一，更與韓國平均每一國民負擔外債一○一七美元，墨西哥每人外債一一四三美元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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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難能可貴的是，三十多年來聚集的財富卻能比較平均的分佈到社會各個階層。我國均富指標（所得最高二○％與最低二○％之比），多年來都穩居世界第一，直到近年才被日本趕過，現居亞軍。我國貧富差距四．三倍，遠優於韓國的八倍，美國的一○．九倍及墨西哥的一九．九倍。

　公忠體國，時時以人民生活為念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在復健中有時仍忍不住的提醒來訪者說：「經濟高度成長，物價穩定，失業率低，這三項都能達成，還沒什麼了不起，最重要的是我們也同時有了均富。」

　甫自西柏林訪問歸來的前高雄市長許水德，驚奇的發現西柏林最大的百貨公司KeDeWe樓頂旗桿上終年掛著中華民國的國旗，歡迎來自台灣購買力強的觀光客。　

攤販考察團 　

　更為驚喜的是，路經新加坡時，許市長又被一群高雄市民熱心的拉住照相。在異國熱情高叫「市長」的，原來是高雄攤販自動組成的二十人觀光考察團。幼年時幫忙父親叫賣豆漿維生的許水德說，看了高雄攤販的富裕與進取，心中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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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項經常為外人稱道，卻常被國人忽視的台灣特點，是基礎建設普及一般民眾，物價平穩，經年累月所造成的政治社會穩固基礎。

　無論在僻野或偏遠的地區，或高山的頂端，幾乎只要有人煙、就有電線。電力普及率高達九九．七％，也居世界前茅，遠超過許多國民所得比我國為高的工業先進國。一九七○年代大力推行基層建設的結果，也使產業道路遍及每個山村小道，在梯田縱橫的鄉間，常見到公車的蹤影，郵政及電信也都無遠弗至。

　這樣的普及基礎建設，雖然不合某些錙銖必較經濟學家的效益原理，但卻凝聚了社會的穩定力量。雖然執政黨近年來遭受增多的批判，但在得票率上卻穩健領先。上次國會選舉國民黨得票七三％，優於李光耀一黨獨大新加坡的六三％，也遠勝韓國執政黨的三六％。

　台灣政治社會的穩定，與競爭對手韓國的罷工頻繁，校園硝煙不絕，工人、學生、知識份子、教徒形成強大反對勢力，成為鮮明的對比，也是值得珍惜的資產。

　「台灣的人很愛國，很在乎國家的聲望，」通用器材的總裁柯雷吉說。

　雖然近來批評的聲浪增高，但卻掩不住過去台灣三十多年來，渡過各種風浪，而締造出的優異成績。

　一九五三到一九八三，台灣生產量增加了近十三倍，平均每人所得增加了五．五倍，外資增加二十二倍，由農業進成工業國。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貧富差距縮小，教育程度增高，大學生人數增加三十九倍，國民健康改善，平均壽命由五十九歲升為七十三歲。

　即使近幾個月來，報章輿論及某些財經首長大聲疾呼的經濟衰退與經濟危機，翻開真實數字仔細研究，與他國相比，台灣仍然成績領先。

　例如，在舉國經濟不景氣的呼聲中，我國去年經濟成長實際高達一○．九％，為亞洲各國之冠。

　在連連紅燈示警的今年第一季，我國出口成長五．三％，雖然是令國人失望的表現，但是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我國的出口成績也仍然遠優於日、美及亞洲其他三條龍。與韓國八％的負成長，日、美一％的負成長相比，我國更是領先甚遠。

　然而，既然台灣有雄厚的「人」、「錢」、政治社會穩定、又有克服艱難的優異成績為後盾，為何舉國上下卻多陷於消極無力、焦慮不安的氣氛中？　

資訊管道出問題 　

　識者指出，這一方面固然因為國際情勢變動，以及我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的確碰到了許多前所未見的新問題，但另一方面則因資訊消息來源的管道出了問題。

　傳播學者徐佳士曾多次沉痛指陳，本應成為真實反映社會現實鏡子的大眾傳播，卻成了扭曲社會現況的哈哈鏡。

　除了由於惡性競爭所導致的慣以聳動煽情的手法處理新聞外，新聞記者制度的本身也引起了陋病。

　傳播學者分析，與日、美、英的一流傳播媒體多由三、四十歲以上的資深記者處理要聞不同，國內因記者流動率大，或資深者多升為主管而封筆，許多重大消息卻多由才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主寫。由於多數的年輕記者人生閱歷淺，在被父母師長高度保護的環境下長大，接受挫折與磨練的機會少，分析判斷的能力不夠強，下筆時較易情緒用事，也難分辨出輕重緩急、急部與整體。

　一位大學校長看多了報上磨刀霍霍的指責批評後，搖頭嘆息：「現在的年輕紀者太『厲害』了」。

　一位名律師不僅時刻提醒自己，也向同仁屢屢告誡，別忘了報上斬釘截鐵，夾議夾述的文章往往是出自「缺乏分析判斷能力訓練」，初出校門的年輕人，以免太受影響。

　一位雜誌主編發現自己的記者竟然對中美斷交時的危機與憤慨都「全無記憶」，更遑論三十年來歷經的種種憂患，一方面驚嘆年齡的差距，一方面也暗生警愓：「如果不曉得過去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如果不曉得外面的情形，既無歷史感，又無時空對比，下筆時怎能曉得自己的位置、國家的長處與缺點在那裡？」

　經常閱讀日、美書報的副總統李登輝，在接受「天下」訪問時，也對國內缺乏「客觀的分析、充分的情報消息」，感到憂心。輿論反映出來的儘是枝枝節節的問題。　

看表面，沒看本質 　

　「表面的問題、現象很多，大家都看花了眼，反而看不清楚事情的本質，」他說，其結果則產生uncertainty，而不確定感則會導致民心士氣的低落。

　李副總統也對電視未能善盡教育的責任，多是些殺殺砍砍、粗俗狎獷的節目，很不以為然：「講話粗俗，不是打就是罵，我們平常生活都沒有那麼壞，這樣下來對子孩的負面影響很大。」

　除傳播界外，另一獨立意見來源的學術界，也曾留美的李副總統指出，則不幸也多少受了留美派的影響，染上了美國學界習俗：「太過實際，看法都太淺短，只注重目前問題，用統計來看事情，」而缺少看長期，深入研究的態度。

　另一造成當前混亂情況的則是，法令規章制度跟不上現代化的腳步，於是種種矛盾現象叢生。

　犯罪率升高、警力單薄，但人事、審計部門卻限制警察待遇、人力的增加。獎勵投資，但卻有種種投資法令的限制與束縛，外商抱怨設廠費時，要填五十二種不同的表格。　

邊踩油門，邊踩剎車 　

　各部本位主義，互不協調。經濟部的獎勵措施，往往被財政部的規定抵消。

　評論家吳心柳說：「就像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車也壞了，人並未前進。」

　更令人氣憤不平的則是，法規雖嚴，但卻無法徹底執行，形成處處有漏洞可鑽，狡詐之徒得逞。

　「平常循規蹈矩者會對規範–慢慢會引伸到對法律和政府–逐漸失去信心，形成不走門路白不走門路的心理，其弊不可勝數，」清大理學院長沈君山說。

　除資訊來源有欠完善與法令規章過時外，台灣目前面臨的另一現象則是，無論民間與政府皆有領導決策階層年齡偏高的問題。

　民間白手起家打出天下的第一代企業家，多在六、七十歲上下。當年靠與日本技術合作，勤奮努力致富的一代，因受教育的局限，面對經濟急需技術創新來跳躍更上層樓的階段，因對技術與國際市場新局面的陌生，而產生了猶豫不前的困惑。

　根據「天下五○○大」投資意願調查，「不知市場在那裡」是投資裹足不前的主因，產生了有錢卻不知往何處投資的情況，也造成了越是依靠保護、人際關係、壟斷而起家的企業家，抱怨聲浪越高的現象。

　第一代的企業家中自然也不乏魄力、眼光勝人一籌的例外。台塑的王永慶不斷在海內外擴充設廠，增加石化的基礎，也領導台塑穩健的跨行邁入電子高科技。裕隆的吳舜文引進「日產」合資外，並努力的埋首推動中國人設計的第一部車，所屬的台元紡織也投入二十八億元的資金設立自動化工廠，及耗資八億的染整廠。

　政府方面，雖然大家推崇最高當局的穩健領導，但近來許多批評者卻對第二線官員的唯唯諾諾感到不耐。

　「把舵的人穩、方向準當然好，」一位學者說：「但划槳的人要趕快划才行，總不能老停著不動。」

　譬如總統早已明確指示未來要走「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的路，一位企業領袖批評，大小官員除了一個接一個喊口號式的往下傳著呼應之外，鮮見具體的規劃，步驟與行動措施。

　社會評論家提醒領導層，應從人口結構與性向分析，調整領導的方式。目前國內二分之一的人口屬於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一群，他們活力旺盛、企圖心強、教育程度提高、自信而又不易滿足。他們是屬於求變求新、躍躍欲動的一群。

　「對這些精力充沛，要求嚴格的人，仍然一成不變的強調稍安勿躁，自然很難引起共嗚，」一位評論者說。

　雖然台灣面臨了經濟、社會轉型期的新問題，但接受訪問的政府首長、學者專家與企業人士（見二四頁至四七頁）卻皆認為這些都是短暫的、局部的現象，並不損及台灣長期的穩固的本質。　

能幹而又值得信賴 　

　王作榮建議，提高民心士氣，應從政府建立新形象做起，最好的方法是從部長人選換起：

　「高階層領導中心應該穩固，但是做為部長的政務官，至少應該讓人民有可以做事、值得信賴的印象。能幹而大值得信賴，這兩點非常重要。」

　政府也應擴大尋才的管道，不要共在公務員及黨員中尋找，也可擴及企業界及非國民黨藉，他說。

　識者認為，貧苦出身，沒有權貴關係的許水德與蘇南成最近皆因肯做事而被擢陞至台北與高雄市長，就是建立新形象的好例子。

　其次則應集中全力來修改過時或矛盾的法令規章。

　神通電腦與聯成石化的負責人苗豐強建議不要去談十大、十四大建設，優先秩序應放在集中全力做好「一」大建設：「就是流程制度的修改，花個十億都值得。」

　這些跨部門的溝通與配合，需要花人力、花錢、花時間、下決心才能徹底解決，而不只是開會討論討論，他說。

　王作榮指出，法令規章的修定應遵循自由化、國際化的原則，抱持反特權、反壟斷的觀念。

　譬如稅制的修改，財稅出身的經濟部次長王建煊建議，要秉著「稅率低、處罰重、逃的人要抓到」的原則，建立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絕不能讓好人吃虧。

　化消極為積極的態度，將抱怨轉換成實際的行動貢獻，是許多人建議的另一重點。

　「不要把自己看成裁判者，別人都是被裁判的，其實我們都在問題裡面，都是問題的一部份，」研考會主委魏鏞說：「我們應鼓勵積極的，主動的、前瞻的、有擔當的心態，不是一天到晚只是負面的指責。」

　以管理績效著稱的惠普總經理柯文昌進一步指出：「除了批評之外，每個人還可以想：我能出什麼力？幫什麼忙？不要亂罵，要罵就要有建議。」

　李副總統強調，經濟發展不是只看成長數字、生產，而重要的是，在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下，以那些「策略」來達成國家的目標。

　那麼，什麼是台灣贏的策略？　

最大資源是人 　

　這問題並沒有一定的答案。

　或計就如聯華電子總經理曹興誠所說：「我們台灣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人，這就是我們的本錢，如何在目前的體制、資源及技術範圍內，把這些人做更高層次發揮和指引，這是我們未來生存之所繫。我們的人才就像性能良好的跑車，就差一個讓他們奔騰的高速公路。」

　也或許，正如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所說，如何將台灣生猛鮮活的生命力，透過紀律，找到秩序，匯成一股清楚的力量。

　「我們沒有理由消極，」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