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建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經濟領航機構能否重振雄威？

　這是總統府旁邊最不顯眼的建築物，一輛大卡車經過就足以使四層樓的地板同時震動。
　每星期三下午，這幢灰黃色老房子總是冠蓋雲集，停滿一輛輛黑色轎車。副政務委員李國鼎、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交通、財政及經濟部長、主計長等十幾位政要魚貫進入屋內。
　入口處一塊小小的鋼匾寫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三十多年中華民國最重要的財經決策、參謀作業都在此奠定。
　財經首長正是來參加每週例行的委員會議。
　面三百多位幕僚，平均年齡只有三十九歲，有全國政府機構第一流的學歷。幾乎每一項政府重大財經決策，每一筆五億元以上的公共投資，都要他們過濾以做決策依據。他們發表長短期經濟預測，預警景氣盛衰；也製成一至十年經濟建設計劃，最近更嘗試勾勒出台灣在公元兩千年的面貌。
　但這個功高權大的參謀本部，今年底才會由立法院討論組織條例，如通過將首度成為行政院內的正式機構。有了法定地位，權限不再因人因時而異。
　另一方面，正由於三十多年來，它未經立法院確定的「臨時機構」，用人及待遇有彈性，反而吸收到上乘人才。令人疑問僵硬的公務人員任用法，是否會影響人才引進，而減弱了這個經建智囊團的智慧？
　更令人注意的是，經建會主任委員俞國華升任行政院長後，由時常大聲疾呼改革經濟型態、又敢於打破官場慣例的趙耀東接任，經建會是否會有不同的方向及作風？
　探測經建會的未來，則要先從經建會的過去與現在說起。
　經建會有過輝煌的歷史與成就。經建會的前身不但是財經決策的參謀本部，更是發號施令及執行的司令部。從美援會、經安會、經合會、經設會而經建會（見表一），歷任正副首長囊括一系列顯赫、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歷史人物–陳誠、俞鴻鈞、尹仲容、徐柏園、沈宗瀚等。
　它也是當今財經決策者的搖籃，數數今日政壇，從蔣經國總統、行政院長俞國華、政務委員李國鼎，都從這得到重要財經歷練。
　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副總裁錢純、郭婉容、財政部長陸潤康、經濟部次長吳梅村也從這出來。
而經建會中級主管出任財、經、科技及交通建設單位的局、處長者更數不勝數。

赤腳破衣的孤單

　經過當年那一群經濟建築師不懈的巧手，及民間企業與廣大勞工的努力，三十多年來台灣整個改頭換面。從赤腳破衣、不知肉味的歲月，到今日平均國民所得兩千七百美元的新興局面；從入超而出超、到今天外匯存底高達一百五十億美元。經建會的作為就像一枝巨筆，勾劃出我國經濟發展的陣痛與成就。
　一九四八年後，中央政府在大陸失利，兩百多萬軍民及政府官員陸續遷台。舉目所見，生產設備破壞殆盡，物資匱乏，一九四六到四九年，三年間物價上漲一千一百餘倍。從台灣開出一千萬美元的信用狀，也因為積欠外匯，甚至被外國銀行退票拒收。
　各國也心存觀望，不願予我國援手，見風轉舵者則棄台灣而去，「八百萬軍民形成一旅孤軍，滿含 血淚，踏上漫漫征途，」經濟學家王作榮，在「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一書中寫道。
　在這四面楚歌的危急關頭，政府當機立斷，對當時經濟政策訂下三個關鍵戰略，支配我國三十年來經濟發展的脈絡：在穩定中求成長；農工均衡發展；及捨棄「中央計劃經濟」的政策建議，儘量發展民間工商業。
　「但是在那個民窮財盡、一片混亂的時候，稍為有錢的人也不知道該往那投資，」曾任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專門委員、經濟部常務次長的韋永寧說。
　於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台灣省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生管會），也就是經建會前身，負起了帶動工商界投資的重任。除生管會外，另一支脈絡是美援會，負責協調及批准美援軍用，供給技術。
　美援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九年間，發揮了彌補資金短缺的力量。當時美援平均佔我國總進口的四三％，用於密切配合生管會、及重大投資計劃。也提供民間六％的低利貸款，利息只有當時銀行利率的三分之一。美援也積極支援政府修築公路、水庫、發電等公共設備。
　同時以陳誠、嚴家淦、尹仲容為首的財經大員決定先實行「進口替代政策」，以節省外匯，紓解全國資金短缺的窘困。尤其尹仲容以掌握實權的生管會副主委、中信局長、經濟部長等身份，不惜保護、津貼，以鼓勵工商界生產民生必需品，減少進口，如紡織、水泥、肥料等，奠定我國輕工業及農業增產的基礎。
　尹仲容尤其在一九五一年不顧立法委員和部分財經專家反對，毅然管制紗布及紡織品進口，由生管會從美援得到棉花，分配給廠商「代紡代織」。織好後，政府給予工錢，收回棉布，替廠商解決當時最頭痛的原料、市場問題，大力扶植民間企業。
　這個政策最初一度因紡織品低劣，被輿論大肆攻擊。但廠商終於顯示潛力，後來紡織品不僅自給自足，要直領風光近三十年成為我國出口值最大、僱用員工最多的行業。
　也由於積蓄的利潤增多，紡織業得以往其他行業發展。我國大型企業集團如台南幫、裕隆台元集團、遠東集團都是由紡織起家，發展到食品、水泥、汽車、石化等產業。
　當時生管會權勢雖大，卻屬於省政府，等於是以地方統攝中央財經事務。而且為了推動政策，與其他中央機構，如經濟部的權限常起衝突。

經安會塑就台灣第一

　於是在一九五三年，改為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由俞鴻鈞先以省主席、後以行政院長身份擔任主委，採小組召集人制，在金融、農業及財稅等，都有安定及發展作用。其中又以尹仲容為召集人的工業發展委員會的功能、幕僚為最強，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
　在經安會和美援會合作下，我國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終於推出，明訂新興工業計劃要以民營為主。
　韋永寧指出，當年經安會民間新投資計劃，總是事先出錢出力、確保計劃、資金、設備和市場潛力都沒有問題，再轉手交給民間企業。
　例如尹仲容及化工專家嚴演存希望有人投資ＰＶＣ，以帶動塑膠工業發展。但是在報上登啟事，卻無人上門，後來才說服當年愛冒險的兩位年輕人–王永慶和趙延箴組成台塑公司。當年台塑年產一千四百公噸，曾被美國人譏為「實驗室規模」。三十年後，台塑已經年產九十九萬公噸而稱霸世界。
　經過一番衝鋒陷陣，紡織業界的六和紡織及遠東、台南紡織也都一個個被扶起來了。
　然而，在物價逐漸穩定、生產持續增加的樂觀氣氛中，很少人注意到這後面還隱藏著大危機。
　伊仲容已敏感的察覺到、也公開抨擊民營企業太過依賴保護，不在經營上求進步，套匯、聯合操縱獨佔紛紛出籠。

向危機挑戰

　國內市場更逐漸飽和。李國鼎當時到工廠巡視，發現有很多閒置的生產設備，認為非要打開國際市場不可。
　但是嚴格的進出口管制，十幾種新台幣對美元的複式匯率，加上複雜的行政法規、高估的新台幣等，都不利於打國際戰。
　當時經濟學家蔣碩傑與中研院院士劉大中等，也已常藉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代表及私人名義，努力以證據和學理，向嚴家淦等財經決策者剖析改革的必要。不作榮更以尹仲容首席經濟研究幕僚的身份不斷進，寫文章。
　「這麼重要的決定，最後當然少不了老總統、陳誠副總統的首肯才能執行，」台大校長、曾任經設 會、經建會副主委十一年的孫震補充。
　塵埃落定，重大改革的強棒由美援會接連揮出，不再只是發展工業，更向舊有的財經制度挑戰。
　第一波是簡化十幾種匯率為兩種，並放寬進出口貨物限制，新台幣反映真實價格等，以鼓勵出口。
「過去出口賺回一元美金只能兌新台幣二十六元；現在可提高至三十五元左右，」尹仲容曾親向記者解釋。
　第二波是由美援會在一九五九年，推出抱負更大的「十九點財經改革」，從改善資本與金融市場、節制國防支出、提高公務員薪給、到鼓勵投資。並且明訂實現日期，以及專責機關，由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親自考核。
　緊接而來的第三波，是在一九六○年通過的「獎勵投資條例」，以減稅及進口原料免稅刺激工商界投資，並一口氣解決工業用地、投資手續太繁瑣的問題，可說彌補了一些十九點財經改革的不足。

是收成的季節了

　中外經濟學家都一致公認，從一九五八到六○年的一系列改革，是中華民國經濟奇蹟的分水嶺。使台灣的經濟脫離了「進口替代」階段，跨入「出口導向」時期，以世界為我國產品不盡的市場。
　這些改革等於改造了整個投資環境，從一個閉鎖的經濟，向自由化、國際化邁開一大步。「沒有這些改革，就沒有一九六○年代高成長與穩定的局面」王作榮也肯定了它的成果。
　就在改革方興未艾之際，經安會卻被判定是體制上的「駢枝機構」，應予撤銷。但是由於其他中央部會還無法取代它的功能，於是併入美援會，繼續原來的任務。此時，陳誠、尹仲容任正、副主委，發揮強力搭檔的效果，李國鼎任秘書長，也開始嶄露頭角。
　於是台灣經濟經過五○年代的播種，加上世界貿易高速成長、廉價能源等有利條件的配合，開始一九六○年代收成的「黃金十年」–這十年間國民總生產量（ＧＮＰ）平均每年實質成長九％，物價平均每年只上升三•四％，成長與穩定兼得，國際間開始推崇我國是開發中國家的典範。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困擾我國已久的外匯短缺及財政赤字首度消失了。
　經濟發展也培養出強大的民間部門，六○年代，民間的資本形成，已經超越政府及國營企業，終於使政府早期發展民營企業的決心成為事實。
　經安會和美援會能在早期經濟上多有建樹，學者專家分析，是因為他們同時掌握了錢、權和人三大要素。
　有錢，由於美援會掌握的資源，等於當時四○％的國內資本形成額；有權，因為一直是由行政院長省主席兼任主管。例如美援會主任委員陳誠當年是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身份出任，並獲總統　蔣中正先生充分授權。
　同樣的，一九五○年代財經決策的靈魂–尹仲容兼任美援會副主委，又擁有台灣銀行董事長、外貿會主任委員的職權，等於集策劃、執行於一身。再加上陳誠對他完全的信任，使得外匯改革能順利完成。
　陳誠雖出身軍旅，但能重信專家，培養出一批各具特色的財經人才，如尹仲容、嚴家淦、楊繼曾（當時稱尹嚴楊）等。
　當時這群開拓者大都能從大局著眼，很少站在本位看事情。例如嚴家淦任財政部長時，正逢制定獎勵投資條例，他不但不擔心這項辦法會減少稅收，反而從長遠看，這個法會使工商業成長，政府才能多納到稅，並以此觀點大力遊說立法委員。

意氣風發的開拓者

　尹仲容則以「一往直前、果斷負責」著稱，一旦政策出錯，卻也知錯能改。由他很多專論中也可看出，這個願坐二手汽車的「經濟領港人」，對國家經濟發展有一套由輕工業而重工業，減低失業，改善民生，奠定富強基礎的策略，並能付諸實施。
　除了上述領導人物外，美援會更能吸收一群意氣風發，素質又高的年輕人做幕僚，如李國鼎、王作榮、費驊、張繼正等，使得改革計劃能策劃週詳，且具說服力。
　能吸收到這批上乘人選，主要是因美援會等以臨時機構辦事，用人不受公務員考試限制，又是權力核心，薪水以美金計算，有時比其他政府部門高四 、五倍。「那責任重、薪水高、要求也高，你非優秀不可，」也是美援會出身，現任中小企銀董事長的趙既昌說。
　他回憶，這個機關沒有官僚包袱、效率高、不重形式，一通電話就能解決很多事，大家都是年輕人，有股一起拼的幹勁。
　當時全國上下也都充滿了協力苦幹的精神。
　但一九六○年代經濟穩定成長的大步才邁開，新挑戰又接踵而來，美國宣稱，美援即將停止了。「當時很多人都認為若沒有美援的幫助，台灣經濟發展可能要退後十幾年。聽說美援要停，大家就緊張起來，」韋永寧說。於是，當時的美援會有了新任務–準備美援停止後的善後工作。
　當務之急是另籌國際資金，代替美援。為了開闢國外財源時名正言順，美援會在一九六三年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接下美援會的重擔。
　憑著早期辛苦累積的經濟實力做談判籌碼，經合會在美援撤銷的一九六五年終於不負眾望，由副主委李國鼎奔走美日兩國，爭取到一億八千萬美元的長期低利貸款取代美援。並促成曾文水庫、高雄二 港、加工出口區的興建，「我們終於有資格向國際銀行借錢了，」經建會副主委王昭明回想當年不勝感慨地說。
　事實證明美援撤走後的五年，台灣每年實質經濟成長率平均仍高達九％。由於我國在美援停止後，經濟仍然大步向前發展，也開始贏得外商的注意與信心。
　從此外國銀行、外國大廠商紛紛投資我國，競爭生意，尹仲容在一九五○年代「自由中國是世界的資產，不是負擔」的豪語，終於實現。
　經合會的注意力也逐漸由資助個別廠商，轉為輔導整個產業，建立基礎，改善總體投資環境及健全決策過程等工作。
　此時，中華民國第四期經建計劃從一九六九年起已經緊鑼密鼓，經合會立意全力蒐集完整的統計資料，釐訂準確的經建計劃，「沒有準確的資料，就沒有準確的決策標準，更難有明智的決策，」一位經建會專員分析。


植下電子業的根

　當年經建計劃的一些前瞻決定，仍繼續引導我國經濟發展。譬如電子產品去年超越紡織品，成為我國出口第一位的產業，就是由經建計劃植的根。
　經合會在一九六○年代，聘請美國顧問公司共同研訂十年經濟發展計劃中，把當時很冷門的電子業，與化工列為適合台灣發展最優先的工業。經合會便大力推動這個規劃，先後引進通用、德州儀器、及ＲＣＡ、飛利浦等幾個電子業火車頭。
　科學園區管理局副局長楊世緘說：「台灣機械業的發展速度，不如電子業，早年沒有這些外國公司做先導，是重要原因。」
　而一九六六年加工出口區的成立，也是為了消除偏高的稅率及繁雜的行政手續，從經安會醞釀，到經合會李國鼎的手中完成，現在成為全世界二十幾個國設立加工出口的榜樣。
　加工出口區是輕工業的大本營，當時發展重工業的呼聲也成熟了。
　早期因為資本、技術及市場的條件都不夠，而放棄發展重工業。這些條件到了一九六○年代後期漸漸成熟，經合會的幕僚便舊事重提。直到蔣經國總統任行政副院長兼經合會主委，便積極進行資本密集工業的籌劃–也就是十大建設重要的一環。
　相對於一九五○年代「進口替代」政策，孫震稱 此期為「第二次進口替代」–往上游發展原料工業，取代進口。
　從經合會轉任工業局長，任內參與推動十大建設的韋永寧指出，十大建設，尤其是石化計劃，雖然在七○年代飽受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但也突破了我國基礎建設的瓶頸，確保鋼鐵、石化原料來源和價格穩定，使我國塑膠、紡織業有爭霸國際市場的本錢，對國防也有相當貢獻。
　一九七三年十大建設升火待發之時，也是經合會命運的轉捩點。
　從生管會、經安會被改組、合併，都是因為這些組織的工作是超部會的，態度又很急進，惹人批評。當財政、經濟、交通等部的人才逐漸鼎盛，行政能力增強後，批評經合會「踰權」的聲浪就愈來愈大。終於導致經合會先經一九六九年局部改組，權力分散，再於一九七三年被裁撤，大批工業幕僚轉移交通及經濟部，成為工業局的骨幹。
　經合會被經濟設計委員會（經設會）取代後，由學者型的張繼正當主委，其他委員從政務委員及部長級降為次長級，國防及教育部長不再列名，成為純經濟設計機關。「一夜之間，你可以感受到權力的沒落，」一位經歷當年改組的行政院長官員頗為感慨。
　經合會撤銷時的七○年代偏偏卻是多事之秋。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全球通貨膨脹相繼發生，而國內十大建設如火如荼，經濟事務愈是複雜多變，內閣有應接不暇之勢。
　行政院於是臨時成立一個財經五人小組，由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主計長及財、經、交通部長做經濟決策，直接向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負責。
　但五人小組缺乏幕僚，決策雖快，但決策的依據有時不夠充分，有人抱怨是「憑一時靈感」來做決策。直到兩年後才起用經設會為五人小組的幕僚。
現任經建會副主委的王昭明指出，現代行政就靠強盛的幕僚作業，經設會剛好能適時發揮作用。
　十大建設完成後，國際經濟情勢，因能源物價的上漲，已不復六○年代時對台灣有利。加上中共威脅、韓國競爭，加深了當局的危機意識，一九七七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指派主計長周宏濤率領孫震、吳惠然等人到韓國考察。
　考察報告建議政府仿效韓國經濟企劃院，建立事權集中的經濟計劃機構，賦予策劃、推行、審查，尤其有編列預算的實權，恢復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主任委員。
　政府只接納了報告的部分建議，一九七七年將經設會改組為現在的經濟建設委員會，恢復由部長級任委員，曾擔任財經五人小組召集人的央行總裁俞國華被指派為主任委員。
　前行政院長孫運璿進一步授權，指定政府五億元 以上投資計劃，全部交經建會作釐訂國家預算前的審核，有權排定優先次序，經建會的財經幕僚地位及權力逐漸恢復。
　王作榮認為由俞國華任主委的人事安排，是為了借重他在財經界的影響力。俞主委憑藉總統和行政院長的信任，已經使經建會的實權由純設計的機構，提昇為對經濟建設審議、協調考核的「財經參謀本部」。
　「如果經合會的權力指標是一百分，經設會只有五十分，孫院長時期的經建會又回到八、九十分，」一位歷經經合會、經設會、經建人三段變遷的專門委會黃文治說。
　俞國華主委屬下的經建會，終於在再受重用後發揮綜覽全局的幕僚影響力。影響力之一是政府預算的守門人。
　譬如去年，經建會鑒於國家總預算連續赤字，經由幕僚審議，暫援中鋼及台電的擴廠計劃，使得國家財政舒了一口氣。「經建會審通過或不通過的案件，管預算的主計處都沒有異議，」王昭明說。

財經決策的總參謀

　經建會有多條影響決策的管道，這個財經智囊團常常收到層峰決策者突然而來的電話，可能是部長、行政院長、甚至總統要財經資料及政策建議。歷任財經首長公開發表的文章，很多也是經建會幕僚代撰，「看見自己捉刀代撰的文章變成政策宣佈，使你深深感到幕僚的影響力，」經研處一位常為首長撰文的專門委員說。
　經建會不止向上建言，也重視對外觀念的傳播。例如郭婉容對台灣所得平均分配的研究，至今仍被國際學界與新聞界所推崇，外國經濟學者訪華，第一站常是經建會。
　三十多年來，經建會的經濟學家一直努力解釋民生主義經濟政策是「計劃自由經濟」，摒擋財經施政上，因對三民主義認知不同所導致的施政阻力。「即使到了今日，仍有些人誤認為民生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的主張，是反自由經濟、盡力發展國營事業的，」這位專員說。全國上下能肯定「自由化、國際化」的政策方針，經建會溝通觀念之功不可沒。
　此外，經建會幕僚頗高的教育程度和各方共同要求的超然立場，也促使經建會的專家較能澄清問題，合理仲裁。
　政務委員李國鼎就曾撰文說明：這超然立場，或多或少可以消除目前各單位的本位主義，打破公務員「查無先例」、「於法無據」的保守哲學。
　由部長改組成的經建委員會議，便是協調政策、消除本位主義的重要會議。財經重大案件、及政府五億以上的投資，行政院一定轉經建會審議，成為決策依據。例如台北大眾捷運系統，經建會便協調過財政部，財源沒問題，才建議執行。財政部賦稅署長薛家椽眼看經建會的幕僚努力和各部會協調「加值型營業稅」，也點頭說：「的確超然客觀。」

經建會決議九成採納

　經建委員會議也別具特色。開會前，經建幕僚必須先把行政院交辦的案件初步審議，並附上幕僚的意見若干項。經建委員會討論完畢，主任委員便總結開會意見，作成結論建議呈交行政院會議論。建議被採納的比例高達九成。必要時，委員會議也會邀請非經建委員的部會首長會商，特別是牽連多部門的決定，例如台塑要在花蓮崇德工業區設水泥廠，內政部主管便會臨時列席。
　「兩個半小時委員會議不可能談太多的事，因此我們的幕僚意見便有決定性的影響，」一位常出席委員會議的主管談經建會對決策的影響。
　委員會議遇有爭議時，經建會不採表決制，「只要意見合理，很少人會堅持己見，」王昭明認為，反覆討論通過的方案，在各部人首長間形成共識，推行起來較為順利。
　由於經建會有權做政府重大投資預算的先期審核作業，一方面就要避免浪費公共資源，一方面就必須有綜覽全國整體發展、及財經決策的特色。
　這個特色，使經建會成為政府財經部門的人才培養所。「綜觀全局、不斷吸收新觀念，是這人最大的特色，」葉萬安認為社會上很多人觀念落伍，是　進步一大障礙。
　工業局副局長吳惠然在經建會時，一天要看十五份報、五種雜誌，「這些知識到工業局可以用上五、六年，一般政府首長公務纏身，那有機會看這些東西？」吳惠然承認汽車工業發展方案、中心衛星工廠及策略性工業的大部分構想，都是來自他在經建會時，有機會閱讀、研究與協調所獲致。

趙耀東旋風

　隨著俞國華出任行政院長，前經濟部長趙耀東走馬上任，十月來臨，經建會的老建築，又到處穿梭著為預算先期作業而熬夜加班的幕僚。
　行政院交下的工作的確愈來愈多，可見經建會的老長官並沒有埋沒這個「參謀本部」。不僅十四項 建設全部交由經建會督導，最近連過去不屬於經建會作業範圍的反仿冒方案，也擠入了大門。「有那麼好的人手，為什麼不用呢？」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于完先也說。
　經建會舊人一般也很欣賞新主委趙耀東的魄力、擔當與主動精神，他對屬下的開放、親和，也使部下減輕了最初時的疑慮，對經建會未來多了一分篤定。經濟研究處專門委員石齊平就說：「趙主委鼓勵部下對他直言，意見的交流比以前活潑。」趙耀東到任以後，就不斷定期會見各處人員，強調「挑戰」。
　這種精神反映到趙耀東主持的經建委員會議上，則是各部會首長遠比以前踴躍發言，時有爭論，與俞國華時的安靜氣氛大有不同。一位經建會主管也承認，趙耀東作風不同於俞院長的權威，但因此引起的暢言，也頗助於決策前的充分溝通：「以前經合會時代，會議吵架爭辯也是常事。」但他補充因為有政務委員李國鼎、周宏壽等以不具部長身份的超然地位出席會議，常能客觀消弭紛爭。
　加上以經驗豐富、歷經尹仲容、李國鼎機要秘書、以及財政、經濟兩部次長的王昭明；研究經濟三十多年的葉萬安；管行政心思縝密的崔祖侃，三位副主委的配合輔助，「經建會的地位應該不會衰落，」一位中級主管綜合主、客觀的因素說。
　但由於民間部門逐漸壯大，及政府其他專責部門也漸興起，經建會未來的影響力會不會日益減弱？

經建會能否掌握財經大方向

　王作榮、于宗先、前經建會副主委謝森中都一致認為不會。但王作榮建議，經建會應更進一步掌握財經大方向、大目標，例如全盤檢討已經趕不上時
代需要的財經法令規章。
　行政院的一位官員也有同感，認為經建會應該看大方向，不要被枝枝節節的技術問題絆住。他舉例，經建會應以經濟的眼光研究是否該成立大煉鋼廠，而不是「派兩三個人，花兩三個月的時間」，去研究這個幾百億投資計劃的技術恰不恰當，成不成熟。
　一位經建會諮詢委員建議，經建會可以重用外國研究機關以補自身人手不足的缺點。例如委託外國顧問公司、中央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及各大學等：「必須集全國最好的研究結果於一身，再轉化成經建會最好的政策建議。」
　與政府一般其他機構相比，經建會人才素質格外整齊，但近年來已漸有留不住人才之苦。年年受人事行政局的抨擊，經建會人員的待遇早已不比往年美援會時代的優厚，降至與一般國營事業單位薪資相若（碩士月薪兩萬二、學士一萬六）。台大等經研所畢業的優秀學生，最近都捨經建會而優先選擇進中華經濟研究院，因為中華的薪水較高。
　「什麼都要平等，就吸引不了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于宗先也說。
　以經建會經濟研究處做經濟企劃研究為例，就需要高度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但近年來卻一個博士也請不到。部門計劃處亟需電機、資訊、石化等專業人才參與，但最近六年內，三十多人編制的部門竟然換了三十張新面孔，皆因民間企業同樣求才孔急，高薪挖角而去。
　一位曾在經建會任職的博士指出，我國經建會的人力與韓國經濟企劃院相比，是瞠乎其後。韓國經企院不但經濟博士比比皆是，而且許多具有在工商界或其他部門實際「上戰場」的經驗。不像經建會的人員，所提一些計劃有時被經濟部官員批評為「不切實際」，被工商界譏為「閉門造車」。

亮起人才危機的紅燈

　經建會吸收人才的條件，在立法院即將討論的組織條例，面臨更為惡化威脅。
　如果組織條例按目前金字塔式的員額分配形式通過，新進人員待遇將更低，而且一律而有公務員任用資格。
　「要學經歷俱佳的博士、教授從頭參加這樣子的公務員考試，根本不可能，」一位在大學任教的經建會專門委員斬釘截鐵地說。
　經建會的主管希望立法院審查組織法時，能考慮經建會的專業需要，使得員額配制能重新調整，才能請到較多的專業人才，擔負起經建策劃的重任。
　李國鼎則建議，經建會培養的人應該再分調有關部會，同時從各部會吸收專門人才，彼此交流，易地而處，才能打破本位，改善溝通，政策就容易水到渠成。
　經建會的地位被立法肯定，納入行政院常設組織後，也不是一無是處。一位行政院主管認為，既然有法定權限，反而可以避免經建會系統過去所受「僭越」的批評，而一再造成削權改組的命運。「制度取代人治，是國家現代化必然的結果，」財政部賦稅署長薛家椽也同意。
　內閣改組後，很多人認為俞院長親自指示經建會主責十四項建設的推動、審查、協調、考核，使這個歷史輝煌的老機構責任重大。
　時代不同，經建會未來扮演的角色也必定與過去不同。
　當我國經濟發展角度面臨瓶頸之時，許多人都對這過去主導台灣經濟奇蹟的機構重新寄以厚望。
　關心國家發展的人也都期望經建會能突破人才的限制，能真如趙耀東所指望，以前瞻的眼光，協助決策者推動經社制度的現代化，並繼續為台灣未來經濟發展軌跡勾勒出清晰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