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家永井道雄談 — 國民素質的重要

從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將領培理敲開了日本的大門，十五年間（五三–六八年）日本處在混淆期裡，不知如何是好，接著日本終於決定要開放門戶，將首都從京都遷到東京，決定大舉現代化運動，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教育現代化。
　日本並不知道現代化是什麼，但是看到西洋包括歐洲，有很多大學。以前日本在第七世紀、第九世紀就有大學，是從中國隋唐時代學來的，以教授儒學和佛學為主。
　此外，日本傳統的宗教–神道教也教導了我們尊敬自然、欣賞美以及表露人性。例如日本人對性的開放導源於此固有神道教，認為性是人自然的表露。
　於是，儒家、佛家和神道都變成了日本受教育的途徑。

堅定現代化

　一八七八年，當第一所國立大學（也就是現今的東京大學）成立時，大家也在辯論到底應該重儒家、佛家或神道？更有一派的人爭論日本的獨立正在受到西方的威脅之中，又看到隔鄰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打敗，主因是缺乏科技，因沒有人研究科技。於是政府決定將東京大學的重點放在科技學習了。
　當時日本也有人非常害怕這種現代化會摧毀日本的固有傳統，就像現在的中國和韓國也憂心忡忡一樣。
　比起中國和印度，日本人對西化較能接受。這兩國總是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日本人卻有從中國、印度、韓國學習的經驗，認為日本不是中心國家，是邊陲國（peripheral），日本人學習別國很自然的。
　此外，神道教使日本人較能接受自然的狀況，這也可能是發展科學的助力。
　於是日本人決定從一八七二年開始雙管齊下，一方面派學生出國留學，更請西方教授來日本講學，就像七世紀時，大批中國人和朝鮮人來日本講學。但是日本是很驕傲的民族，這次他們希望用重金禮聘這些專家，當時一個西方教授的薪水是一個月五百元，而東京大學校長一個月才四百元。
　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七年間，這種送學生留學和邀請外國專家教授，每年花去政府三○％的經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得上。日本人一旦決定要向外界學習，是不惜花費鉅資的。
　然後日本人發現了很多西方的東西，警覺到他們教育發展必須和西方的方向不同，因為西方已是已發展國家，日本還有待開發，當然日本可以儘量開辦大學，傳播新知，但是他們覺得更重要的是使全體日本人（當時日本人口三千兩百萬，約為現在人口的四分之一）接受教育，他們認為強固山腳比強固山頂更重要。

山腳重於山頂

　現今看來，這個政策是現代化成功的關鍵。縱使現代大部分新興國家，也希望能建幾個有名望的大學，以示世人，但是日本人卻不願這麼做，也許導因於日本人較實際，也較謙卑。
　一八七二年，日本國民小學教育開始實施，以堅固基礎人口的素質。最先遭遇的問題是教什麼，當然最簡單的是直接採用法國或德國的小學教科書。當時有些人認為日本有漢字，又有很多敬語，實在很難學，甚至一批人提出日本應該改用英語做為國家語言，更便於將來日本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是另一些人認為如果採用英語，日本所有歷史傳統將付之東流，這派人得勝了。因為日本人發覺他們在中國文化傳入後，所寫的書籍數目比英國在現代化之前寫的英文書籍還多，所以長期看來，也許日本會比英國、法國都強盛。
　日本人雖然決定保存日本語言，但是認識到日本語必須簡化，所以減縮了漢字的使用，以平假名、片假名代替。

有趣的冒險

　於是他們把西方的教科書翻譯過來，連科學和數學不是日本的文化，也盡力把它翻過來。我遇見的很多非洲或中南美國家的教育部長不相信日本孩童在十九世紀就開始用本國語讀科學和數學，至今這些國家還很少用本國語言讀科學和數學，我覺得這是日本很有趣的冒險。
　然後又要想如何教孩童音樂，大家就出去搜集民間故事，而不是教西洋歌曲，以保持日本的傳統。
　當時，他們也瞭解到要強固小學教育，培育師資的師範學校也必須大力發展，這比建立大學更適切，這個方向真是走對了，而且走得很成功。
　今天，我們可說日本的中小學生程度，比西方國家的都高。
　一八八○到一八九○年，日本人又在爭論我們要變成西方人還是仍保留做日本人，爭論了十年，一八九○年天皇頒發詔書，只有短短四百字，確定了日本維新的方向，花這麼長的時間寫這麼短的文章，大概是破了世界紀錄。
　首先，有些日本人覺得我們應該放棄儒家，因為太封建、長幼次序太嚴謹，儒家學者卻爭論如果放棄儒家，日本將失掉根，如家庭、夫婦、父子之間的倫理，但是我們仍要開放心靈，學習科技，這就是所謂的實學派，這種爭執大概只有中國、韓國及日本才會有。
　但是更複雜的是日本還有神道教，這個宗教是天皇權力的根據和淵源，日本覺得要保持獨立，還是必須政教合一，而不能像西方國家採取政教分離。我覺得這個政策只有部分正確，它固然團結了日本民族，但是卻增加了日本的排外感，甚至到今天還是如此。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後，清朝也開始每年選送一萬名學生來日本學習，這與第七世紀日本人去中國學習恰巧相反。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應該談教育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在戰爭結束時，日本國家被摧毀，ＧＮＰ只佔全世界的二％，美國當時是五○％，一九六○年日本ＧＮＰ也只佔三％，現在卻已是一一％，美國卻降至二三％，平均國民所得日本和美國差不多。
　一九六○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當時社會黨、共產黨都一致攻擊他，甚至自民黨中的保守派都認為他操之過急。但是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發生，日本的所得卻是十五年前的三倍，可見發展的快速。
　一九六○年，日本公司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買了很多專利，當時日本花在買專利和賣專利的金額比是二五比一，現在的比例一•五比一，為什麼會有這種長足的進步呢？

公司負責教育

　最顯而易見的是日本公司決定自己擔任研究創新的責任，於是普遍附設研究所和在職訓練，例如豐田汽車買來「專利技術」後，予以創新改良，再將此技術傳授給員工，這點使美國人欽佩，於是有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等書的出現。
　但是這點美國要學日本是很難的，因為美國的研究創新常靠大學，企業不必在Ｒ＆Ｄ及教育上花費太大。但是在日本，例如三菱公司的研究所，大概比整個東京大學還好，日本也是在職訓練最多的國家。
　目前日本投資在Ｒ＆Ｄ上的金額是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蘇聯，但是這兩國的大筆研究經費是花在軍事、通訊衛星、太空上，但是日本卻花在和平的工業上，更重要的是日本在Ｒ＆Ｄ投資中，七三％來自民間，只有二七％是政府的。其他國家民間的投資都在五○％以下。

終生僱用制

　日本公司為何這麼願意、勇敢投資在教育上呢？最先想到的是日本終生僱用制，通常三十五年到四十年都在同一公司工作，他和她就變成了公司大家庭的一份子，就像在家庭裡，如果子女表現不好，父母也沒有面子，所以必須一直教他們，不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這種終生僱用制可能是西方很難接受的。
　但是終生僱用制只存在於大公司和政府，受僱的人只佔勞動力的三七％，其他則受僱於幾萬家中小企業，其中很多是大公司的衛星廠，競爭非常激烈，於是員工必須努力工作，否則公司就會垮掉，他們的生計就會成問題。這也成了促進經濟進步的力量。
　日本學校教育也不錯，以大學畢業生來說，也許美國的比日本強，但是日本高中畢業生比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好很多。一九六○年，聯合國文教組織就已發現全世界中學生科學和數學表現最好的是日本、英國、以色列。這與我前面所講的，明治維新時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強固的國民基礎，已發揮作用。
　所以當公司勇於投資，又有一批很快能吸收知識的高水準勞工，生意興盛是當然的事，日本在其他國家的投資人常發覺那裡的勞工水準比日本差很多。現在我們一個勁兒的讀日本「品管圈」的成功，但是品管圈的努力完全來自勞工，如果勞工水準不高，就很難實行。
　員工的紀律嚴明，日本家庭對個人影響很深，母親在兒童學前教導了很多紀律，例如講話要有禮貌，必須用功等，家庭的力量在這兩、三年才減弱了些。
　有個事實可證明日本勞工的嚴謹，在汽車生產線上，人為的疏忽少於二％，但是在西方卻是一○％。
　到現在為止，我所講的都是好事，現在要來講講壞的方面。

十字路上

　三十年來，日本的犯罪率從來沒有升高過，是ＯＥＣＤ中唯一的國家有這樣平穩的犯罪率。這是因為：一、警政系統有效，二、家庭教育嚴格。
　但是這幾年，青少年犯罪率卻上升，根據去年調查，五個青少年中就有一個變成不良少年或犯過罪，這些少年長大後，很可能犯更大更多的罪，日本就可能步上西方的後塵，再難保持為一個健全的東亞國家了。
　所以日本現在正在十字路口，不單是經濟上，而且是教育、文化上的十字路。
　問：犯罪數字能表現出一個社會的紀律，但社會紀律表現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呢？譬如說在他們的工作態度上？
　答：這些都是相對的。當高中裡犯罪數字升高時，學生的ＩＱ就降低。以全國的總人口來看，這是事實。當然也有一些做壞事的人是很聰明的，但那是特例。
　如果人口素質降低，國家經濟的發展必定減緩，日本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地步，但我們會注意這項趨勢。
　問：你認為未來會怎樣？
　答：日本人現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現在日本的父母和過去不一樣，這有兩、三個原因。
　首先，有愈來愈多的人是在二次大戰後接受教育，那時日本是戰敗國，所以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在我那一代很少有這種情形，我們對日本的文化很注意。
　其次，現今一代的生活較富裕。今天日本人中有九○％說他們是屬於中產階級，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他們很少擔憂自己的收入，而在各種廣告的刺激之下，他們花錢也花得很樂意。
　第三個原因是設備。今天年輕人的磨練太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住在有空氣調節的房子久了，一旦沒有空調設備，就會不知道怎麼辦。我們就不知如何忍受暑熱。
　對我們那一代的日本人而言，忍耐力是很自然的。現在人們的耐力逐漸減弱，生活已變得太容易了。父母生活舒適，就很難教導小孩子一些寶貴的東西。例如父母住在有冷氣的房子內，如何教導小孩忍受暑熱？這根本毫無意義嘛！

成熟化與社會化

　問：你們打算採用兵役制度嗎？那也是一種好訓練。
　答：兵役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必須有某些環境來促使人們長大成熟。兵役具有這種功能。基於同樣理由，日本競爭激烈的聯考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
　成熟化和社會化不同。
　成熟化在生理方面，就是指男孩女孩第二性徵的出現。直到兩、三年前，美國人生理的成熟是最早的，但根據我們的調查，從去年開始，日本男孩變聲的年齡比美國男孩還早，日本女孩也差不多在小學四年級時就有月經。
　造成這種現象的兩個原因，一個是營養過度，另一個是大眾傳播媒介的過度刺激。在這種情形下，在生理上，孩子很容易變為成人的。然而在心智上，他們尚未成熟。
　他們的社會化比成熟化來得慢得多。當生理上和心智上成熟的差距愈來愈大時，人們就愈難變為穩定的成人，因為他們會不停地犯各種的錯誤，而這階段長達十多年。

年輕人要獨立

　如果我們以獨立性來衡量一個人是成人與否，則今天大部份日本年輕人都不算是成人，因為他們有時還接受父母在金錢上的支援。例如在買房子的時候。
　所以，當成熟化和社會化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時，就有更多的暴力和不當的行行為發生，因為他們不知怎樣做才是對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解釋為何今天有這麼多的少年犯罪。關於這方面，美國是西方最糟糕的國家，而日本是東方最糟的。
　所以，成熟化和社會化之間，一定要取得平衡才行，最好成熟化來得比社會化晚一點。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應該給小孩太多的營養囉！大眾傳播媒介也不應給孩子太多的刺激。這樣我們可以鼓勵孩子變成更獨立、更穩定。
　我把日本不好的一面提出來給你們做參考，因為如果你們不小心的話，這些現象很可能會在台灣出現。我想，你們應該把日本當做一個例子，我們好的一方面，也許你們可以學習；我們不好的，你們應該趁早拒絕，這樣台灣才會變得比日本更好。

傳播媒介的角色

　問：可否請你談談日本的傳播媒介在促成日本達到今天的局面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答：日本大約在一八七二年開始有報紙，而在一八八○年代創辦了更多的報紙。當時日本有所謂的「人民運動」，因政府官僚的權力愈來愈大，許多日本人就想到，除非更多人民參與政治，他們就享受不到民主，也就沒有未來。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日本有兩個途徑來教育人民，一個是經由學校，另一個就是經由大眾傳播媒介。今天日本報紙的銷售量，如以人口的比例來說，是世界最大的：每千人中約有六百份報紙。這數目和瑞典差不多大，瑞典是世界上報紙消耗量最大的國家。
　除此之外，更有趣的是報紙「質」的問題。在美國，約有五十家報紙是品質很好的，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這些報紙發行量都在一、兩百萬份，但是它們是給那些秀異份子（elite）看的；至於你們紐約街上或地下鐵中所看到的報紙，則多半暴力、色情充斥。這兩種報紙實在有很大的不同，一種是給秀異份子看的，一種是給一般大眾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一般大眾很少知道世界大事，但在日本，報紙讀者並沒有秀異份子與一般大眾之分。
　西方人講到他們的報紙時，會分為「高品質報紙（quality paper）」或「大眾報紙（mass paper）」，在日本沒有這種分別。我們的讀者只有一種，我們稱之為「高品質大眾（quality mass）」，一般大眾中每個人都可說是秀異份子。這種情形已有一百多年了。
　要證明日本的大眾都是秀異者，可看看日本報紙上國際新聞的比例。所有日本報紙，不論是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都用二○％的篇幅來報導國際新聞。這在西方，只有高品質報紙才做得到。所以西方的大眾，對世界各地的事不像日本大眾那樣消息靈通。在這一方面，韓國現在也做得和日本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來談談電視。英國的電視制度非常好，它的ＢＢＣ（英國廣播公司）是公共電視台，不播任何商業廣告，完全是為公眾服務。日本的ＮＨＫ（日本放送協會）就是依照ＢＢＣ的模式而設立的。到了現在，ＮＨＫ認為它無論是在新聞或紀錄影片的品質上，都足以和ＢＢＣ競爭。
　我們也有四個全國性和商業電視台，是英國和美國的混合。即使如此，我認為我們的電視可能還是太商業化了，如果我們只有兩家私人的商業電視台，可能情況會好些。
　無論如何，以報紙來說，我想日本要比西方好。另外還有一點很有趣。在西方，當電視辦得很成功時，報紙的發行量就降低，而在日本，卻沒有這種情形。為什麼會如此？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知道。不過很多西方學者說，這是因為日本人認為從小學習漢字，培養他們以後對閱讀有更大的興趣；英文字母總共只有二十六個，所以西方人對閱讀沒有多大的興趣。
　問：日本人在二次大戰後復興得這麼快，主要驅力是什麼？
　答：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只能一點一點來回答。
　第一，就是日本人的驕傲。當日本人回顧歷史時，我們知道我們從中國、印度得到許多西方人沒有的東西，同時我們也從西方學到許多科技。所以，我們融合了許多東西，這是別的國家都沒有做到的。舉個例子來說，今天東京是非常西方化的城市，但當有節慶的日子，許多婦女還是很自然地穿起日本傳統的和服。當日本人較富裕時，我們也較願意為維護日本的文化而花錢、這是日本人的民族性。
　其次是個人成就的驅策，戰後的日本提供了一個有競爭力的環境，一九六○年，兩位美國專家做了一項各先進社會流動性的比較。流動性，是指父子間做不同的職業。根據那份調查，日本人父親與孩子從事不同職業的有四○％，美國只有三○％。
　戰後，日本實行了土地改革，農人佔勞動力的比例從四○％降到一○％，顯示三○％的勞動力從鄉村流向都市，例如東京、大阪等地方。

向上爬升快

　這些人到了城市以後，就接受較高的教育，進入新公司，一般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會有機會。尤其是一九六○年代，經濟迅速成長，新公司、新大學紛紛成立，人們流動性更。大這種流動性是對個人重要的驅策力。
　我想現在台灣的社會流動性也很大，可能比美國還高。例如過去中國人嘴上常說「沒法子」，現在就很少聽到這句話了，因為你們知道社會上有機會。
　相反地，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變得僵硬，大家都說美國是個處處充滿機會的國家，但是我覺得這只是一種宗教式的信仰。
　問：另一個問題是，日本現正迅速地進入資訊工業時代，為何日本能如此迅速、輕易地展開資訊工業？這是否是由某些因素或日本人的民族性所造成的？
　答：事實上，日本現在有兩種工業很成功，就是電子和遺傳工業。一些美國朋友告訴我，美國人對日本會造汽車，並不感到很驚訝，因為造汽車並不會很難。可是當他們發現日本會做比他們更好的個人電腦、微電腦時，他們就非常震驚，因為這是屬於基礎科學的範圍。其實日本通訊、資訊工業，是從二次大戰以前就開始發展了。
　世界上第一架電視機是英國人在一九二九年製造的，第二架電視機是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造的，所以英國和日本在造電視機方面，都在美國之先。同時，日本人也在那時把電纜應用在通訊上，所以，日本許多工業，像電視機、電纜、收音機，都在二次大戰以前就已很迅速地發展了。
　大戰以後，日本人決定不再為軍事目的而發展工業，而以發展和平用途的工業來賺錢。例如新力公司生產高品質的電視機、富士通在資訊工業上努力。所以，美國人對日本在和平用途工業上的發展，並不感到訝異。
　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校長一九六二年就曾在哈潑雜誌上預測，日本和平用途工業要超過美國，只是早晚的問題。他說，麻省理工學院每年接受聯邦政府大筆津貼，但是聯邦政府只要求他們做軍事科學和太空科學的研究。所以，美國聰明的年輕人都去研究這兩種科學了，而這些科學與和平用途的工業沒什麼關係。這個時候，日本在電子工業已累積了許多經驗，而且不打算發展國防工業或太空科學，所以日本早晚會超過美國的。
　他的預測非常正確，因為二十年後的今天，許多美國人已開始擔心日本在資訊工業上的發展了。不過，在日本也只有私人公司的資訊工業才發展得這麼快，所以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後十年，要花更多的錢來設立各種研究機構，加強電子工業基礎科學的研究。
　問：現在已經有些人在說，日本在今後一、二十年內，很可能會變成世界上經濟最強的國家。你認為日本人對這一點有信心嗎？還是他們會為此感到憂慮？換言之，日本是否已準備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

如何準備做第一？

　答：這對日本人民是很複雜的感覺。首先，當你還記得三十年前為基本生存須求而奮鬥時，現在忽然別人指著你說你要變成第一了，有些茫然。
　其次，縱使日本成了一等國後，也會有衰落的危險。就像西方國家，過度舒適的物質生活，會導致國力衰落，也許將來韓國、台灣、中國大陸會凌駕於日本之上。
　另外，關於日本人的心理，戰前日本是強國，戰後在種種限制下，只能全力發展經濟，到日本國力稱霸時，在世界舞台上也許會扮演更多政治的角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日本是不是警覺到我們的強盛地位以及在國際上的形象，例如我服務的聯合國大學，就是日本政府希望多加強世界觀的具體做法。
　這種警覺有三個層次，第一，希望表現得像一個新國家的人民的意願有多少；第二，和鄰近國家的新關係；第三，維護這些關係有時是政治意味大於經濟上的利益，例如進行許多學術合作就是。這些都是很新的問題，我們已在思考了，接下去是如何做的問題。
　問：未來日本必然面臨許多困難，你對日本的未來仍然有信心嗎？
　答：我對日本和對整個世界一樣樂觀。同時，我對日本也像我對整個世界一樣悲觀，因為日本是世界的一部份。

未來靠合作

　兩年以前，美國和蘇俄在軍備上總共花費了五千億美元。這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是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而去年，美蘇在軍事上的花費高達七千億美元。兩年內增加了二千億美元，這是日本政府一年支出的三倍。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我想整個世界都不會有未來的，包括日本。我們會面臨大恐慌，經濟穩定也將不復可得。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於世界之外，還保持自身繁榮的。
　如果我們的世界變得理性一點，經濟保持穩定，那麼日本的成功當然可以維持下去。如果世界經濟惡化，日本與各國又繼續保持大量出超，日本和其他國家在貿易上必定有更多的摩擦。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西方國家的經濟正在走下坡。現在我們只能希望他們趕快好轉起來，我們才能一起合作。
　所以「未來」這個問題是全球性的，任何一個地方，不管是台灣、香港或新加坡，它的發展一定是和世界和國有關，不只是日本而已。
　有些人說，當西方走下坡時，東方人應團結地站起來，我們就會有一小塊繁榮的地方。我認為這太不可能了，西方國家仍然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只有整個世界發展，各個國家才有機會繁榮。（楊艾俐、金玉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