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挫折感與心理彈性 — 對台灣經濟局勢的一點感言

我是去年夏天回國，到現在已有半年了。這段期間內，我接觸過不少財經界人士、學者專家、新聞界的朋友，也有機會參加過幾次政府及民間召開的會議，專門討論有關財經的問題。我的深刻印象是，我們朝野人士都有理想、有抱負、有很高的目標，而且兢兢業業，努力以赴。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在心理上、制度上，彈性似乎還不夠，靈活性還不夠。有一點小不如意，就會造成強烈的反應，產生嚴重的挫折感。
　譬如說，我們大家很注意經濟成長這個問題。朝野人士，天天都在談這個問題。可是，我發現此地大家對於經濟成長下的定義，都與國外一般經濟學家所瞭解的含義不同。在台灣，真實國民所得年增加八％以上，叫做有經濟成長，六％以下的增加率，叫做經濟困境，叫做經濟衰退。換言之，我們所謂的經濟成長是專指極高速度的經濟成長。台灣去年的真實國民所得增加約五•五％。半年來我看到各報紙經濟版，天天在喊，如何突破經濟困境，如何扭轉經濟衰退與不景氣。大大小小的會議，也是討論這個課題。這樣強烈的反應，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當然我絕不是鼓勵大家要遇事麻木不仁，隨遇而安。但，這樣強烈的反應、這樣強烈的挫折感，社會一般心理這樣缺乏彈性，也不是一件妥當的事。

精神力量非萬能

　我們對待經濟成長的問題，應該抱持一種有彈性的態度。我們不甘心緩慢的經濟成長，希望迎頭趕上，因此把目標定得很高，來激發大家努力的意願，這是好事。但是我們一定要記住，因為種種物質因素的限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按八％以上的高速度，無限期地，永遠地發展下去。到了一定程度，必然會緩慢下來。這種物質上的極限，不是全憑精神力量所突破的。
　一個高速度發展的經濟，什麼時候達到轉捩點，開始進入中速度發展階段，是很難判定的。從現有的實例來看，幾個高速度發展的國家與地區，有兩個較明顯的類型。香港與新加坡可歸為一類型。它們沒有農業部門，卻有較龐大的金融部門。這類型的國家，轉捩點的到來會晚一點，可以較長時期按高速發展下去。另外一個類型是日本與台灣，由於種種原因，維持了一個不算太小的農業部門，一旦這個農業部門本身的發展潛力快要消失的時候，就達到了由快轉慢的轉捩點。此後，全要靠工業及服務業兩部門的增長。整個國家的總增長率，自然要比以前緩慢一些。
　日本的轉捩點到來的時候，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大約是四千美元左右。台灣的轉捩點似乎來得還早一點。台灣農產品的生產指數，在一九七六年以前，都還有相當可觀的增加。但從一九七六年開始便陷入停滯狀況。如以一九七六年的農業生產量為一百，一九八○年的指數已降為九八•二。看來，以後在農業生產方面，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增加農民所得，而每單位面積的產量，不會有什麼增長。除非不久的將來農業生產技術有革命性的發明，這種趨勢一時是難以扭轉。很可能，我們已經達到，或十分接近這個轉捩點，經濟發展的總速度要由工業及服務業獨立負擔，不免要比以往緩慢一些。所以我們應該在心理上及制度上加以準備，增加彈性。如果這個轉捩點尚未到來，我們也是有備而無患，沒有什麼不好。

輿論界應負責任

　在增強心理上的彈性方面，我們的輿論界應該多盡點責任。我感覺我們的輿論界，過去一直抱著恨鐵不成鋼的態度，過份求全，要求太高，結果容易造成一般人的剛性態度。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學日本的輿論界。一九七五年日本所面臨的才是真正的經濟困境，比台灣要嚴重得多。真實國民所得，二十多年來第一次下降。日本各大報紙，勸告各界要冷靜應付，並且聲言，此後日本將由高速度經濟成長階段進入中速度經濟成長，讓大家心理上有所準備。
　其次說到制度上的彈性，我可以舉出一件事為例。那就是目前台灣一般企業的財務狀況及資本結構。更具體一點說，就是企業資產淨值占資產總值的比率，或稱自有資金的比例。一個企業的營運資金，不外是從兩個途徑取得，一個募集股金或自有資金，一個是向外借款來營運。這兩種資金的比重能決定一個企業的彈性及應變能力，也就是企業財務的安全度。

只能適應順境

　以臺灣各企業的平均數而論。資產淨值的比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一點，而且有逐年下降之勢。換言之，一般企業只有三分之一的資金是自備的，籌集而得；三分之二是借來的。這比西方國家通常的資產淨值比率要低了許多。這樣低的資產淨值比率主要是過去二十多年高速度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後果。其毛病是這樣的企業只能適應順境，配合繼續不斷的高速度發展，而不能應付經濟風浪。
　在經濟高速度發展時期，各企業都希望儘快擴充，內部盈餘積累不敷需要。而增加資金，募集新股，又太費時間，太慢。只有貸款方式最便捷，最能把握時效，一兩星期之內就能辦好貸款手續，立即可加以營運。所以經濟發展快的國家，都發生這種現象，資產淨值比率逐漸下降。譬如日本就是個好例證，其企業平均的資產淨值比率，由一九五○年初的百分之六十餘，一路下降。最後降至二○％。幸而，日本政府及早看到這點，認為是極大隱憂，應加以扭轉。於是制定各種政策，以優惠獎勵的辦法，鼓勵企業提高資產淨值的比重。成效良好。日本企業財務的彈性加強。等到一九七五年風暴來臨，他們能安然渡過。

借錢做買賣
　
　我們在台灣，沒人注意這個問題。各企業把資產淨值比率壓得這麼低，都靠借錢做買賣，有一元錢，做三元錢的買賣，大家視為理所當然，順理成章，已經變成了「制度」。一旦高速度成長難以為繼，必須緩慢下來時，這種企業資本結構就顯得不健全，就顯得彈性不足。此外，我們的企業與日本的企業在這一點上還有一個大區別。日本的每一個大財團都設有一個關係企業的銀行，他們貸款多半是向自己的銀行借來的。他們在先天就有這種內部的安全保障。台灣的企業，即使是大財團也沒有自己的銀行。銀行是公營的，企業沒有這種安全保障。
　這個問題，固然是制度問題，也可以算是政策問題。政府可以用政策來改變這種制度與風氣。日本政府靠各種優惠獎勵政策，來鼓勵企業提高資產淨值比率，就是政策的運用。在台灣，甚至連這種政策都不必，有更直接有效的辦法。
　日本企業向銀行借款，政府不能干涉，尤其是向自己的關係企業銀行借款。在台灣，銀行是公營的，政府可以直接控制銀行放款的標準。過去以及目前，公營銀行是以三分之一的資產淨值比率定為安全臨界線。此比率達到三分之一的企業，就有資格來借錢。大的企業，甚至不到這個水平也可得到銀行融資。常此維持這樣的放款標準是不妥的，我們應該把安全臨界線提高。當然不能一次提高，否則會造成經濟休克。應該逐步提高，最後提高到五○％。每一個企業先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自有資金，才有資格去申請貸款。這樣可以增強企業界的應變能力，而提高我們整個經濟的彈性。

作風應穩健

　以上的建議，只是希望大家能採更穩健一點的作風。事實上，我對台灣經濟局勢的看法是十分樂觀的。過去一年五•五％的增長率，是略低了一些，但絕不能算是經濟困境。投資意願低落是暫時的，而且是經濟轉型過渡時期必然的現象。過去快速發展的勞力密集工業，正接近所謂的「夕陽」階段，投資者自然不願再去投資。而新的投資對象，一時還沒有明確的目標。投資者希望多觀望一段時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新的四年計劃把經濟成長的指標定為八％，可能略有偏高。也許我們高估了今後幾年農業的增產潛力。雖然如此，大約從一九八五年開始，我們還有五、六年的時光，可以用八％以上的速度，最後衝刺一番，然後在一九九○年左右，開始正式進入中等速度發展的階段。

香港資金流入台灣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判斷一九八五年以後的數年間，可能有大量的香港資金轉移至台灣來。如所週知，香港本島當年是被清朝政府割讓給英國的，九龍是永久租讓，新界則有為期九十九年的租約，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滿期。港九人士，尤其是投資人，都很密切注意租約滿期後九龍新界的地位。英國政府與港方交涉的對象不是我們，而是中共。中共當局到現在為止一直不肯宣佈租約滿期後如何處理九龍。理論上講，一共有三種方式，而每種方式對港九投資人的影響也不同。
　(1)第一種方式是現租約滿期時，由中共續簽新約，繼續租讓。或是宣佈給港方託管。這樣，港九一切維持現狀，資金不會外逃。
　(2)現租約滿期時，由中共將九龍、新界收回，然後仿照深圳及蛇口，將九龍新界設為經濟特區。這樣，九龍地位雖有改變，但私人投資是被允許的。依此模式，一半或大部份資金可能留在港九不動，小半資金會轉移陣地。
　(3)中共收回九龍、新界，比照廣東一般地區辦理。如此，港九資金絕大部份都要外逃。
　據判斷，中共實行第(1)及第(3)模式的可能性都是極小。最可能是採取經濟特區的模式。中共在兩三年內，深圳及蛇口經濟特區試行成功，就會宣佈他們處理港九地位的方針。這樣就會有一小部份資金要轉移。

早做準備，多加爭取

　港九的資金總數很大。即令是一小部份外流，也為數可觀。外國人的資金可去之處較多。但土著資金選擇很小，因為語言文化等因素，不外是流向東南亞華僑聚居區及台灣。
　總之，港九部份資金外流已成定數，只是何時開始的問題。這批資金不會等到租約期滿的前三、五年才開始移動，屆時變現將發生困難。一定會早幾年開始，逐漸流出。一九八五年可能是他們開始行動的時期。而台灣也一定會分到相當的數目。我們不妨早做安排，多加爭取，然後善用這一良機，讓台灣經濟再高速度發展一個時期。（趙岡現任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