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Web only
2019年7月底某天凌晨的香港街邊，朋友和我小心翼翼走著。眼前，散落著粉碎性骨折的雨傘、丟棄的防毒面具、有劃痕的頭盔、壓扁的水壺、零星可見的催淚彈殼，還有有大量捲成一團的衛生紙，和幾只隱約染血的口罩……。
直播鏡頭裡的劇烈衝突剛結束，我們沒有護具，沒法走前，只得等到濃稠的催淚煙逐漸散去，示威者被按倒在地、鎖上手扣帶走，全副武裝的警隊也撤離後，才來到這猶如戰場的街道上。
「我們會目睹香港的死亡嗎？」沉默好一會兒後，我忘記了是誰對誰這樣說。
四周間，華廈霓虹猶在，天橋與快速幹道強韌地伸展，便利店仍然亮著燈，和紅綠燈的滴滴聲音一樣忠誠。只是難免，心裡頭一陣荒涼。（延伸閱讀：香港危城終局？反送中運動來到臨界點）
又想起達明一派的歌詞：「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這是1987年的歌了，30多年前，主權移交的命運由天而降，香港的末世想像揮之不去。如今眾人攬炒（玉石俱焚）：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彷彿要齊心把這命運寓言實現了才罷休。
攬炒便是死局嗎？我心裡突然清晰起來：「一國兩制會死掉，但香港恐怕不會。」
九七大限，浮城人心
五年前，跟政治學者關信基聊天，他說，「1997對香港最深遠的影響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態。」
這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了38年政治科，又一手創建了公民黨的老人說，「九七問題的核心是什麼？是問號：一國兩制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千秋萬世？在這個『計』中間，香港又到底是什麼角色？廣義的九七問題一直存在。九七之前不確定，九七之後『五十年不變』，又延續了這種不確定性。人在不確定下生活，思想、行為都會變化，會得過且過，賺快錢，冒險，移民。」（延伸閱讀：2047年以後 香港到底會怎樣？）
「浮城從5月到9月是『風季』，這個時期浮城裡的人，都作同樣的夢。在夢中，人們沒有翅膀卻浮在半空，只是默默地、嚴肅地浮着。」這是香港作家西西1986年的小說《浮城誌異》。
「浮城」自此成了香港自況的經典意象。
現實中，這持續的不確定感的來源，正來自「一國兩制」這一前所未見的大膽制度設計：一個好像什麼空間都給了你，又好像什麼都沒說清楚的含糊設定。
1997年香港回歸現場，中英雙方冠蓋雲集，包括英國王儲查理王子、首相布萊爾，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等均出席：
不確定感的來源：一國兩制
什麼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從來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理論上，在「一國一制」和「港獨」之間的所有光譜，都可以算進「一國兩制」的範疇。
這是一個政治上讓各方不要被紛爭絆住，設計框架處理它，然後一起往前走的高明手段，正如它在中英談判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它也給了中港關係一個高難度的初始設定。
隨著時勢變化、世代更新，這一設定在實踐過程裡，必然要因應現實，做各種具體安排和迭代。而這些迭代，若沒有清晰的章法可依，就會受當時的政治氣候、社會環境以及當任領導人的風格影響。
習近平說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但實際上，「一國兩制」從來就是走樣和變形的，不停地「走樣」和「變形」，才是這一設計的實質。
體現這一制度設計、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本是《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這兩個文本，在關鍵問題上正正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模糊與人治空間。（延伸閱讀：香港資深媒體人劉細良：香港6月風暴，揭出一國兩制真面目）
「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思路的幾個轉彎
1984年12月19日，持續了兩年、長達22輪的中英談判落幕，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關於這份受國際法約束、決定香港命運的最重要文件，英方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有個有趣的回憶：「我們希望制定出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份兩、三頁A4紙大小的文件。」
最終出台的聯合聲明正文部份，的確只有1536個字，恰好兩頁A4紙。
《中英聯合聲明》的籠統含糊，給《基本法》的發揮與修改，提供了充分的空間。從聯合聲明1984年公布，到基本法1990年最終出台，期間經歷了六年。這六年，恰好是中國從80年代最進步到最保守的轉折。1986、1989年兩次北京學潮，令「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思路轉了幾個彎。
為普選加上兩個限制
基本法起草之初，正值80年代大陸政治民主化的討論如火如荼，「民主普選」、「三權分立」都是學術界的流行話題。《聯合聲明》約定對香港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由「選舉或協商」產生，在這種氛圍下，基本法將之明確為「普選」，寫入草案。
但86學潮觸發了鄧小平對中國政治前景的憂慮。
他發表講話，說「不能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其後，《基本法》做修改，在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條文加入了「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兩個限定條件。
這兩個限定條件，簡單直白地告訴香港人，何時普選、怎麼普選，我說了算。也正是這次修改，給日後香港的民主運動，直至延燒成2014年的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筆。
接著埋下恐懼的種子
1989年天安門事件，更令已經進入公眾諮詢的《基本法》，被北京力排眾議，加入強化版的第23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如果說普選的限定條件，是在限定兩制運行的邊界，那23條，就是在限定一國何時可以傾覆兩制。也正是這一條更改，埋下了香港恐懼的種子，從2003年開始的七一大遊行，一直到2019年，因為懼怕「逃犯條例」成為23條升級版，而點燃的歷史最大、至今未止的「香港之夏」，皆是如此。（註：23條所要求之立法至今並未通過）
當北京20多年來說著「堅定不移支持一國兩制」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四個字的實質內涵從1997至今，已經經歷了多次重大轉變。
「一國兩制」安排中一切的模糊、不確定，在雙方信任程度高時，是留有灰度的政治空間；在雙方信任程度低時，就會揭開恐懼、猜疑、抗議、打壓的下行循環。這是在法治香港之上，一塊人治的天花板。特區政府可以管理法治香港，但「一國兩制」這塊天花板的成敗，則全看香港民心與北京上意的互信與對決。（延伸閱讀：香港資深媒體人李怡：七一「回歸日」的悲劇）
一國兩制的成敗，在中港互信
香港大學持續多年對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程度做調研——注意，不是對政府的滿意程度或者對北京的信任程度，而是對一國兩制這一香港憲制基礎的信心。
數據顯示，1997年到2013年，時高時低，但大致都有過半數的香港人是有信心的。而過了2013年，有信心的人開始不到一半，而「沒信心」的人逐漸超過了半數。直到最近一次調查，2019年8月，這個比例達到了空前的負值：只有33.8%的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無信心的比例高達61.5%。
失去互信，會令一國兩制實質破產，名存實亡。而揭示它的破產，令浮城落地，擺脫香港命運之上這不確定的權宜之計，正逐漸成為今天香港抗爭中一個隱含而強勁的內在動力——
是謂攬炒。（責任編輯：洪家寧）
更多【反送中】相關報導：
世代在街頭和解 香港長輩：2047我們都不在了，年輕人怎麼辦？
香港直擊｜我從中國來，我也反送中！香港新住民被斷絕關係也要上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