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子不教美日之過？

目前在日本的中小學有「四上五下」的說法，「四上」是指每天睡眠四小時，其餘時間都「一緒懸命」般的讀書，可以考上理想的中學和大學，若睡五個小時就註定考不上。這種升學壓力情形跟我們的升學壓力不是很相似嗎？日本學生拚命考上大學後，就完全放鬆下來，大學四年是真的「由你玩四年」，看漫畫，成群結隊上喫茶店，成了最主要的大學生活內容。這四年裡主要目的是在培養如何做人處世，如何與人相處，他們大學生利用這四年時間去結識他們的「先輩」的（即前期學長），並展現自己的合群能力，畢業之後，在「先輩學長」的帶引下，進入政府機構或企業，接受嚴格的「新兵訓練」，熟悉機構的運作，具備應有的知識，而後從此拚命工作，成為「經濟動物」。

 

日本模式？美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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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呢？從幼稚園小班起，到大學聯考為止，是遵循日本模式，但從大一新生訓練開始，立刻接用美國模式。美國教育方式表面上是普及教育，每一個想讀大學的人都有機會進大學，實際上是採行「拔尖主義」，把全國最秀異的學生統統挑在一起，那就是前二十名一流大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在中學階段往往在州政府的獎勵下，參加各種訓練計劃或夏令營，而有傑出的表現；進入一流大學後，更是用功，因為在美國各公司機構並不像日本那樣各公司有各公司的「獨門絕學」，而是採用共同新兵訓練中心的方式，各大學就負責把年輕學生訓練得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一畢業就派大用。像費城賓州大學華頓學院的企管碩士課程從不給「C」成績，因為一出校門便見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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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國一流大學的大學生很用功。其它四五六流的大學生當然很輕鬆，那就是我們在電影電視影集上所看到的那種景象，很不幸的是我們把美國「放牛大學」當成正常和仿傚的對象，而來責備目前日本式「升學主義」的不當。君不見，在美國小學中學是如何挑選秀異分子，嚴加訓練，沒被挑去「開小班」訓練的學生，在「普及教育」大旗的掩護下，全都「放牛」了。

以我個人的觀察，我們國家的教育制度是憑著對美國教育制度的膚淺認識，要想改掉日本制度，結果是日本制度沒改掉，美國制度也沒落實，更遑論我們自己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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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落空的教育制度裡，我們最大的損失是「失去了教孩子們如何做個現代中國人的場合」。日本人是利用四年快樂的大學生涯訓練做人，美國把「做人」訓練交給了教會，而我們呢？學校只是「技藝訓練所」，從不教學生如何做人，傳統的那些家訓和倫理，在五四之後都被丟棄了，我們的父母雖不明言，但他們的身教，作我們的榜樣，使我們知所遵循。我們對我們的孩子卻連身教都做不到，因為我們距傳統已遠，難怪我們的孩子急功近利，好逸惡勞，貪圖享受，而且自以為是，這才是真正令人憂心的啊！

由於教育制度的急速美國化，連帶的是教育內容的全盤美國原版，照抄不誤。對於自然科學是可以的，但對於任何與人與社會有關的學科卻不能如此，然而，我們的大學教育卻是原原本本的照演不誤，像是政治、農業、經濟、音樂、文化……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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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教授動過念頭去想一想美國理論是否切合台灣社會的需要？台灣的尋常百姓又如何去領會詮釋這些外來的觀念？正由於教授們（主要是那些名教授）不去想這些問題，他們所介紹進來的一些概念，諸如：反核、環保、民主、勞工運動……等正如金寶螺（一種自外國引進的食用螺，後流入河川及灌溉渠道，蠶食農作，對本省農業造成極大的傷害）一樣的蔓延開去，社會為之動盪不安。倘若當年這些教授肯花點心思考慮國人可能出現的反應，而做適度的調整，按部就班地向國人講述如何認識核能而防治其弊害，如何保護環境，其效果則一，而反效果會少很多，至少不會到凡事政治化的地步。

教育內容的偏差也影響到政策的形成與執行，農業是最好的例子。當今台灣農業問題都出在一個毛病上：「用美國大農作制理論去管理小農作制的台灣農業」，怎會不出問題？我們的農政專家清一色留美，學的是美國農業的那一套，回國服務，也就原原本本地搬進來，運用到農業政策上去。然而台灣的農業細耕精作為主，耕地面積小，單位產量高，跟日本很相似，可是我們卻故意忽略日本模式的參考價值，一味依循美國模式，問題重重，卻又不知如何是好。

中國的傳統，在今日的台灣社會，依然發揮作用的是治國之術，認為法令都是防弊用的，不是指導民眾用的；我們都期盼政府能定出規章，指出國家前進何在，而政府卻一直拿不出完整且明確的辦法來，其原因就在於此。由於沒有明確的大陸政策，大家只好偷跑，政府政策變得只能「承認事實」，無法「創造事實」，一切的怨尤都由此生。

 

該對症下藥了！

 

在往日大家埋頭工作時，一切都安然無事，等到富裕之後，開始想到「我」時，所有問題都冒了出來。當我們靜下來觀察這四十年的變化時，看到「制度」出了問題。該去掉的沒去掉（如為政防弊心態），應當學的沒學好（美國制度），又胡亂砍斫已經順暢運行的（日本）制度。

在目前，已不是說些氣話可以救國的，而是應該冷靜的分析病因而後對症下藥。我們應該第一步先想在台灣的二千萬人如何求生存、求發展。第二步是想這二千萬演員如何到中國這大舞台上去唱第一主角，如何去導演二十一世紀中國人這部戲。第三步是想台灣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演一個討人喜歡的角色。政府官員案牘勞形，已經沒有能力做這些夢，只有靠民間機構來為台灣勾畫遠景。（作者為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