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一個三級單位,像經濟部國貿局這樣,一舉一動都如此受到全國十二萬家進出口廠商的注目。
也從來沒有一個三級單位,孕育出中華民國這麼多的財經官員,包括兩任經濟部長蕭萬長、江丙坤,一位經濟部次長許柯生,以及目前分駐美國、歐洲的商務代表魯肇忠、黃演鈔,巴拉圭大使劉廷祖。
緊扣著經濟動脈
有二十七年歷史的國貿局緊扣著台灣經濟發展的動脈。它雖只是政府的一個三級單位,卻主管世界第十四大貿易實體的貿易事務。
三年前,美國以超級三○一報復打前鋒,要求台灣保護智慧財產權,使得每年八十億美元產值的電腦硬體業,突然籠罩在加收百分之百關稅的陰影下。
國內第一大電腦廠商宏電腦的智慧財產權室協理陳歆,猶記得三年前那場硬仗,隨著前任國貿局長許柯生赴美談判的緊張情勢。「如果談不攏,宏就會失去佔營業額三分之一的美國市場,而且是一個領導全球電腦趨勢的重點市場,」陳歆說。
一場談判下來,陳歆對國貿局不斷稱許,「許柯生很巧妙的化解危機,」一方面不讓美國干涉內政,避免國內立法、司法機關的反彈;一方面讓台灣從最優先觀察國的名單剔除,爭取和先進國家日本、德國一樣,列為一般觀察國。
不僅在近年頻繁的貿易糾紛中,國貿局扮演著與各國折衝樽俎的角色;即使在七○年代,國貿局更是實施各項貿易管制措施的管理者,一手限制進口,施行外匯配給制,一手以租稅、金融、行政各種方法獎勵出口,使得台灣在一九七一年第一次有了貿易出超的表現。
八○年代之後,當台灣對美的貿易順差高達一百六十億美元時,便不斷受到美國保護主義的衝擊。
從鞋子、雨傘、帽子、電視機、收音機,到鋼鐵、工具機械,一個個都成為導致對外貿易摩擦的對象。接踵而來的是智慧財產權、三○一條款、培利修正案等貿易壓力。國貿局長率團赴外談判,被媒體包圍在中正機場的畫面,也成為社會大眾對國貿局最深刻的印象。
參與國際經貿組織
九○年代的今天,世界情勢走向區域性的經貿團體,形成不同的貿易壁壘。根據行政院經建會的分析,二十年內,區域性的經貿團體從十九個增加為三十二個,其中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歐洲共同市場(EC)最具潛力。
面對暗地較勁的區域經貿團體興起,國貿局在民國七十九年元月送出加入關貿總協(GATT)的申請書。不但一把將台灣推進國際競技場,也全面牽動農業、服務業、製造業的競爭生態。國貿局也預計在今年年底,參加在日本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侯家駒分析,台灣貿易商的特質是善於「鑽縫」,以中小企業為主,靠打拚、冒險犯難的精神求生存。但未來區域經濟形成後,便需要政府建立雙邊諮商架構,並且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參與國際組織之後,台灣才有貿易發言權,而不是第一個被挑為制裁的對象,」侯家駒強調。
在這樣的情勢下,國貿局的角色,必須從過去的管制管理,轉變成衝鋒陷陣,帶領台灣打國際競爭的戰將;國貿局的定位,似乎也到了須重新思考的時候。
現任國貿局長林義夫指出,國貿局目前的角色是協調、統籌的幕僚工作。不管是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及八個部會首長組成的入關專案小組,或是經濟部次長許柯生負責的入關行動小組,國貿局都是最重要的幕僚單位。
工業局副局長何美玥則期許國貿局,應該扮演更積極的功能。當台灣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之後,國貿局能從安排談判議程的幕僚,轉為長期蒐集國家利益情報、主動對外解決貿易障礙的機構。「國貿局應該像軍隊一樣,捍衛我們的利益,」何美玥說。
是怎樣的一群人,要與日本通產省、美國貿易代表署的人競爭,捍衛台灣廠商的利益?
從單純的商品貿易,到智慧財產權、服務業、投資措施等複雜議題,甚至是環保、勞工等非經濟性因素,這些影響著國與國間公平競爭與貿易利益的課題,究竟是由哪些人來負責談判?。
他們如何挑起這個重擔?
高度自我要求
三百七十名的國貿局員工,是最直接承受外國關切壓力的人。走進葡萄柚色大樓的國貿局,迎面而來的,盡是不同於刻板印象中喝茶、看報、聊天、等退休的公務員,國貿局的員工顯得士氣高昂。
負責推動台灣進入關貿總協、世界貿易組織的三組一科,去年每個月的加班時數超過一百小時,有時候晚上十點整個辦公室還燈火通明。
第三組組長鄧振中表示,國貿局受到的刺激,是來自日本通產省、美國貿易代表署的高標準挑戰。「我們的報告長什麼樣子?你看人家報告長什麼樣子,採用什麼論點,為他們的商人爭權益,寫報告的人自然會自我要求。」
國貿局局長林義夫指出,國貿局的傳統文化是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例如派員到國外參加談判,當天晚上必須整理好會議結果,立刻傳給國內的首長參考,平均一天睡不到二、三個小時。
一位派駐在國貿局的經濟部商務祕書蕭振寰,從高二開始就立志要當外交官,因為台灣外交的困境,蕭振寰認為到經貿單位更能發揮。
三十歲、長得清瘦斯文的蕭振寰有漂亮的學歷背景:台大法律系畢業、台大政治學碩士、美國賓州大學法學碩士,以及待完成的西北大學法學博士。但他現今領的薪水卻只有四萬元,比起一小時談話費要三千五百元到六千五百元的律師,相差甚遠。
在大學時期,蕭振寰曾經代表台灣到新加坡參加亞洲大學辯論賽,獲得冠軍。
面對外界質疑他為什麼要待在公家機關,他以辯才無礙的自信表示:「金錢不能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我最希望做的事,是像美國貿易代表一樣,成為台灣貿易談判代表,對外爭取利益。」
為了強化自己的能力,蕭振寰於是職辭赴美。求學的四年中,念的都是和國際貿易有關的國際法、智慧財產權法、國際貿易法,以及研究關貿總協五十年來的重要判例。
國貿局主任祕書蔡練生指出,國貿局人事升遷管道以能力為主,和一般公家機關只考慮年資的做法不同。「我們不希望看到大家排班,不是等待就有機會。你看許多組長、科長,都比他的手下年輕,」蔡練生強調,國貿局的人事做法,是要讓能力強的人跳出來。
由於國貿局每兩年有外派的機會,加上歷任局長的仕途順利,因此激勵出國貿局的整體士氣。「大家都很拚,因為有一個期望值,希望做官或派好的地方,」一位新進同事觀察說。
人才流失過快
雖然工作士氣高昂,但國貿局最大的致命傷卻是人才流失太快,導致專業素養的深度不足。
國貿局晉用人才的管道有兩種:一種是透過高普考;另一種是經濟部商務駐外人員考試,每兩年可派到經濟部駐外單位,一次可外派兩任六年。
目前負責拓展雙邊經貿關係,以及推動國際經貿組織的三、四組,留學生及商務駐外人員的人數,大約佔了二分之一。人事室主任郭福育無奈地說:「運用留學生及商務駐外人員是不得已的事,因為他們的語言能力比較好。」今年經濟部要抽調十二位駐外商務人員,使得國貿局的業務又面臨人才斷層的危機。
對於人才素質的重要性,郭福育還舉例:「例如派駐日內瓦的代表,雖然經常傳回一大堆關貿總協新規則,但其中涉及到高度的專業知識,不一定每個商務駐外人員都可以挑起這個工作,一字之差,可能意義完全不一樣。」
因此在外貿環境的大幅變化下,國貿局更應該加強貿易及談判人才,才能肩負重任,為台灣廠商規劃一個在國際公平競爭的環境。
就像當年美國貿易代表希爾斯,到台灣消除損害美國軟體業者利益的障礙一般,期望有一天,國貿局不只是因應外國的壓力,也能主動出擊。
暮色蒼茫中,位於台北市湖口街的七層大樓內,國貿局的員工仍然繼續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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