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附」文化，這樣綁架我們的議員

「若能募到1000萬元，就有500萬元可以打新媒體，請好的影音團隊，做平台廣告，」他說。

然而到國民黨初選民調展開時，兩天的民調，第一天就讓他信心動搖，因為大部份人並不知道他要選議員，讓他不得不放棄「三不」，墊高了選舉費用。

很多人以為隨著網路科技運用，年輕人可以另闢蹊徑，結果並非如此。桃園市議員王浩宇以「我是中壢人」粉絲團竄起，知名度雖然高，最後仍須走傳統選戰路線（延伸閱讀：追遍76里垃圾車、辦公民小夜市！四個年輕人的非典型選戰）。

今年縣市選舉，政治家族達28%

「台灣的民主政治最大問題，就是政治人物要有家族、背景和關係，」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廖達琪反問，「關鍵在，沒有錢，如何選？」

錢、家族、關係成為選戰必備元素，也因此今年參選人中政二代又特別多。藍綠兩黨目前提名的非現任議員共計329人，其中有政治家族背景者就高達92人，比例約佔2成8，其他多為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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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是非常在地的產業，無法文字化，又沒有SOP（標準作業程序），」曾在台北市政府擔任民政局長、研考會主委的林正修觀察，將資源交給下一代其實是理性選擇，因為選舉動員相當複雜，一群人要將人力、資源用在特定者身上，當然要找可以信任的人，血緣自然成為最值得信任的投資。

民主政治中所講求的選賢與能，在今日漸漸成為「神話」，台灣為此付出多少看不見的代價？

「如果要有錢人才能選，那金權政治就成為台灣的宿命，」黃帝穎一語道破。

因為在龐大的選舉經費壓力之下，除自己掏腰包，更多來自「寄附」，台語用「寄附」兩字已經點明：終有一天要取回，問題在每個人想要取回的不同。

「寄附」文化，讓議員容易被操控

「坦白說，依我做議員選舉的經驗，候選人若設有50面看板，自己掏錢的約2、3成，」陳保光說，其他都是支持者「寄附」。

寄附者多的是建商，更多是企業。桃園在地聯盟成員黃仲豪翻遍監察院資料，比對當地議員的政治獻金來源，發現有位相當有影響力的議員，在上次選舉中收到政治獻金超過千萬元，有600多萬來自企業捐贈，其中一筆來自一家在地知名的污染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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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見得有弊端，但捐的人心裡是不是有期待？」黃仲豪說，民代若各自有社會資本可動員，根本不需要拿自己的錢出來選。

還有更多的寄附，是帳面上查不到的資料。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執行長任懷鳴提醒，寄附常常是以非現金方式進入競選活動，從看板到競選總部無償提供，「沒有現金流入帳戶，就沒有揭露的問題，已經成為最大的漏洞。」

除了可能和企業產生「共生」現象，還有和地方政府的「合作」關係。因為年輕人單靠一己之力，上不了檯面，需要黨派甚至地方主政者的挹注，最明顯例子是高雄市的「六小福」，六位年輕人因為前市長陳菊「牽成」而當選。

不只是高雄，愈來愈多縣市有類似現象，如此一來，「議員的自主性更低，被操控性更高，」高雄市議員吳益政擔憂，「當和人民有衝突，議員完全站在黨或派系的立場，商人要喬事情，跟派系大老喬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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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方議會多年，廖達琪認為，議會多和市府形成恩庇關係，也就是依賴市府資源經營地盤，產生某種共生。

「縣市議員往往就是大里長，聚焦在處理大家事務，而不是在推行市政，」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政治系副教授俞振華認為這是制度使然，因為議員沒有立法權，形同是對市府的監督者，但議員能發揮的功能多是為選區爭取建設，和縣市長形成類似「伙伴」關係。（延伸閱讀：經濟學人認證！台灣民主退步，政治文化十年沒起色）

別再讓經費申報淪為「參考用」

每一次的選舉都成了和魔鬼交易的掙扎，台灣的選舉制度確實到了該改變的時刻。

「要改變我們的政治文化，要看這個國家何時拿出決心改變選舉制度，」范雲說，「因為當選的既得利益者不會想要改變，沒當選的人又沒機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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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2歲站在中正紀念堂，參與野百合學運，范雲直到近年從學界挺身投入政治運動，成立社會民主黨，她除了呼籲不要投給花很多錢的候選人，還要推動選舉宣傳公共化，「讓媒體公共化，每個人都有平等宣傳的機會。」

事實是，取得權力的人往往成為既有體制的擁護者，對於「改變」難免瞻前顧後。

愈多愈多人期待的是採用日本模式，由政府指定看板位置，以限縮財力的差異；或是如歐洲模式，媒體也要釋出資源，讓參選人有相同的機會進行辯論或是談論政策等等，使所有人都有基本保障的宣傳管道，也讓選民在投下手上的一票時，知道自己所支持的價值和理念。

動員人到場，除了表面上看得到帽子、旗幟等小物，還有無形的知名度和形象，以及一般人看不到的「寄附」，讓每一次的造勢，都是一場撒錢大賽。（王建棟攝）

在這些變革都尚未成真前，修改「政治獻金法」和「選罷法」，或許不失為一帖良藥。「至少要先執行法律，再講修改法律，」黃帝穎指的是「政治獻金法」中，非候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指初選階段）涉及刑責，而且申報不實也有罰則，卻從未落實執法。

其次是「選罷法」規定的競選經費申報，不能再停留在「參考用」，雖然中選會在六月底討論通過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包括新北市長1億581萬、台北市長8747萬元等，但最高上限並沒有實質意義，因為沒有罰則，申報不實也沒有法律效果，這些都需要改變。

台灣從解嚴後至今31年，在民主的路上走得顛顛簸簸，過去靠黑金，如今金錢的影響仍是無法退散。

用錢買來的民主，老實說，並不值得台灣驕傲。（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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