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拉斯(Stephen Glass)是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就加入《新共和》,標榜是「空軍一號唯一隨機刊物」的老牌政治雜誌。他以大膽的取材、活潑的筆調,迅速竄升為助理編輯,當時才二十六歲。
哈里斯(Cameron Harris)也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同樣對政治充滿興趣,同樣以新聞媒體作為事業起點。不同的是,他選擇創辦一個網站,迅速攫獲流量及商業上的成功,二十三歲就接受《紐約時報》專訪。
一九九八年,《新共和》一篇描寫少年駭客入侵軟體公司、因而獲得該公司高薪聘用的報導,讓作者葛拉斯陷入風暴。這則活靈活現的現場側寫,遭《Forbes》網站查出多處疑點,例如這家軟體公司並未登記,連網站都沒有,且駭客圈無人聽過那位十五歲電腦天才。
為了證實報導可信,葛拉斯提供軟體公司的主管電話及公司網址,後來查出,前者由葛拉斯住在舊金山的哥哥喬扮、後者是他熬夜趕出來的網頁。他最終承認,報導中的駭客根本不存在,整個故事都是憑空捏造。
《新共和》開除了葛拉斯,進而查證發現,他撰寫的四十一篇報導中,二十七篇涉及杜撰,編輯部集體簽名向讀者致歉。
十八年後的哈里斯,抓住美國大選的對立氣氛,在自家餐桌編寫情節聳動的新聞。例如去年選前,聲稱俄亥俄州某倉庫「發現數萬張希拉蕊的舞弊選票」,然後發布在他的「基督教時報」(Christian Times Newspaper)網站上。
透過他的六個臉書專頁,這篇「新聞」迅速在社交媒體中炸開,據統計,總共被分享六百萬次,迫使俄亥俄州州務卿出面否認。
今年元月,《紐約時報》查出哈里斯的真實身分,他宣稱動機是金錢,光是這篇花十五分鐘捏造的選票文章,就讓他進帳五千美元的Google廣告收入,而他買下「基督教時報」的網域名稱,只需五美元。
什麼養出了假新聞?
從葛拉斯到哈里斯,這世界一直在對抗「假新聞」,而它是個有時過分高估、有時低估的熱門名詞:
一、假新聞並非這時代獨有的現象;二、重視品牌信任的嚴肅媒體,會建立一套查核制度,避免個人欺瞞,即使如此,新聞業仍偶爾爆發造假醜聞;三、社群網路崛起後,假新聞有了全新生態、全新挑戰。
以往,新聞機構仍扮演「代理、查核」的背書角色,新聞造假多以媒體信譽作為代價。如今,由於出版與傳播門檻降低,假新聞的誘因已非媒體職位升遷,而是網路廣告自動媒合機制。
此外,假新聞主要傳播管道是社群媒體,不再需要累積品牌信任,只需聳動的標題、迎合網友心理的情節,就能免費贏取病毒式傳布。
另類網紅崛起
除了社群媒體與網路廣告,假新聞的社會土壤是政治對立與社會仇恨,有時滋養出另類名人,例如,美國當紅網路節目主持人瓊斯(Alex Jones)。
四十三歲的瓊斯原是電台DJ,後來成立「資訊戰爭」(InfoWars)網站,專門鼓吹政治陰謀論,包括宣稱九一一事件、奧克拉荷馬爆炸案都由美國政府幕後策劃。又因反對槍枝管制,他揚言校園槍擊案是「捏造」、「根本無人死亡」,引發罹難家屬抨擊。
去年選舉期間,瓊斯高調支持川普,選前大力傳述「披薩門」事件,指稱華盛頓特區某家披薩店,是希拉蕊虐童的大本營。一名聽眾因而持步槍闖入店內,聲稱要營救遭囚禁的孩童,後被警方逮捕。最近,瓊斯又變成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捍衛者,宣稱毒氣案是一場假戲。
瓊斯正是「後事實時代」的縮影:立場凌駕事實、以極端言論累積人氣、造謠不須付出代價,反而透過自我合理化,強化團體內聚力,動員更多極端支持者。
反制崩壞的資訊體系
瓊斯確實說對一件事,我們正處於一場「資訊戰爭」,代價則是社會極化與信任危機。無論假新聞或瓊斯現象,都是資訊體系惡化的癥狀之一,包括網路傳播者問責(accountability)的制度性崩壞、社交平台壟斷訊息管道、演算法無能分辨真假、廣告媒合機制間接資助謠言??。
日前,YouTube廣告因經常出現在極端言論或假新聞網站上,遭兩百五十家企業集體抵制,迫使Google嚴格檢視其「廣告聯播伙伴」。臉書與Google則在歐盟國家強力要求下,積極與第三方團體合作,標示假新聞網頁,希望降低傳播殺傷力。
當前的衝突只是冰山一角,假新聞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組」問題,包括社會兩極對話、網路廣告價值鑑別的修正、多元並陳的資訊傳遞機制、媒體問責體系的建立;此外,也包括如何看待社群平台的獨大,正如歐盟陸續以反托拉斯法,檢視臉書與Google的壟斷性競爭,要求他們負起資訊通路的公眾責任。
好消息是,當我們認真看待假新聞現象,我們不只在防堵謠言造成的社會紛爭,也在修復網路資訊體系。如果,科技平台、讀者、內容生產者、廣告主都能以更多「好新聞」,取代哈里斯式的網路詐騙,或許,我們有機會重建一個值得信任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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