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家鄉的傻子　不要現金要稻米

離家二十年的舒米．如妮，幾年前回到部落，眼看土地一塊塊被換成現金，蓋起飯店、民宿，她決心修復水圳，復育消失三十年的梯田。這個傻子般的故事感動了鄭有傑，他決定與勒嘎．舒米聯手，將海梯田復育的故事拍成劇情片。

鄭有傑坦承，這與他之前的風格不同。○六年《一年之初》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九年《陽陽》也入圍柏林影展，樹立個人品牌的同時，每年也接拍六到十支明星MV，包括蕭亞軒、韋禮安等，收入頗豐，生活也安逸，是許多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

「好像少了點什麼，我還有熱情跟理想啊，」鄭有傑坐在他的電影公司「一期一會」位於新店的辦公室裡說。

從泥土長出來的「有機」電影

《太陽的孩子》劇情設定在花蓮豐濱鄉，從阿美族女孩Nakaw的眼光出發，她眼看商人來打量土地，準備把荒廢的水梯田買下蓋起飯店，原本在台北工作的母親Panay回部落照顧生病的外公，一邊復育水圳復耕稻田，不只抵抗開發，更為了幫部落找回原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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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人眼中，不願賣給商人蓋飯店賺大錢，寧可復育稻米的部落，似乎是傻子，但鄭有傑選擇站在傻子的觀點說故事。正因為他的搭檔勒嘎．舒米，從零開始記錄了「海稻米」的復育工作。

「這是一部有機的電影，」三十歲的勒嘎說，好萊塢充滿飛車爆破的動作片，像加了很多調味料的重口味料理，但《太陽的孩子》講的是「很誠懇、從泥土裡長出來的故事，」講究原汁原味。

勒嘎自己，也是在長長旅途後，才在部落找回自己。從小跟著爸爸住在台南，退伍後才想起自己還有一個在花蓮港口部落的家。

將近十年前回部落時，他是唯一的年輕人，找不到事做，那時常跑到都市打工，「不想在家當米蟲，」勒嘎說。直到有一天，媽媽到花蓮市找他，跟他說，「不希望你再浪費生命。」這才讓他打定主意，說什麼也要在部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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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舒米．如妮決定復育稻田，這也是勒嘎抓起攝影機的開始。在社區劇場的鼓勵下，勒嘎與林務局合作，把兩年多的影像紀錄剪成紀錄片。「我找到了留在部落的動力，」他說。

稻子長出來的速度，敵不上土地被換成鈔票的速度。

五年前開始，隨著開放陸客觀光，花蓮海岸的土地快速消失。「早上被吵醒，原來是鄰居把好大一個『售』字立牌釘在田裡，」勒嘎描述部落賣地「盛況」，「有部落年輕人看到媽媽復育稻米，也想跟著一起種，沒想到他們問家裡長輩，才發現地早就被賣掉了。」

守護家鄉的未來

這樣的荒謬故事，在花東沿海早已屢見不鮮。人稱「巴奈姊姊」的台北泰山人李姮憓，十多年前念大學時，就在寒暑假到花蓮陪布農族小朋友課輔，後來至花蓮讀碩士，一頭栽進部落沒有離開。她○七年在港口部落工作，「常會有仲介直接來敲門，說要買地，」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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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地被外地人蠶食鯨吞，部落束手無策。「年輕人想回來，也找不到地可以買，或是買不起，許多仲介甚至會自己先把地買下，蓋房子，再賣給第二手，」她描述。

不只是土地，部落傳統也慢慢消失。兩年前，李姮憓當部落小學老師，發現孩子們已經不知道「靜浦」的族語叫Cawi。問他們「靜浦豐年祭的特色是什麼？」「放煙火！」這個回答讓她五味雜陳，因為只不過這兩年政府放煙火，孩子們天真認為，這就是傳統。

李姮憓與部落藝術家Uding，決心為部落找回自己的名字。一四年開始，他倆說服幾位地主，以五分半的地實驗種有機無毒的台梗四號米，取靜浦名字Cawi，命名為「雜味米」。去年收成兩千多公斤，分送給在地人吃。

今年，他們甚至自己培育秧苗。「要做給大家看，種子跟土地有所連結，會長的比較好。」

鄭有傑拍攝《太陽的孩子》，許多段落就是在靜浦部落取景。他希望大家看完電影可以思考：人在世上，什麼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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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再賺還有，但有些東西破壞就回不來了，飯店只有百年壽命，卻要破壞千萬年的自然環境和部落文化，值得嗎？」鄭有傑問。

老戲院，拆掉就沒了。水梯田，賣掉就回不來了。家鄉要怎樣的未來，但願我們還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