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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預期未來會衝擊經濟，對此，韓國政府與民間都正努力研議對抗策略。
最近，韓國保母線上平台「Momsitter」廣泛獲得東亞媒體注意，《彭博社》、《Japan Times》皆追蹤報導。
創辦人Chung Jeeye自己是一名母親。6年前的某天，她無意間聽到一位女同事在公司洗手間啜泣，因為找不到人接她生病的孩子下課。這是Chung Jeeye決定離職創業的一刻，她或許更早就想這麼做了，也就是開啟一項服務來幫助面臨同樣困境的家長。
6年後，Momsitter用戶突破100萬，成為韓國家庭配對潛在保母最熱門的線上平台。韓國開發銀行和Daol Investment已經投資它133億韓元（約3.1億台幣）。
就像Uber媒合送餐員與餓肚子的人，Momsitter幫需要人顧孩子的家長媒合有空的保母——當然，這裡所謂的家長，是媽媽們為主。
「我們已經習慣了由媽媽撫養孩子，」Jeeye說，這個平台讓韓國女性得以挑戰「不可能同時擁有孩子和事業」的認知。
社會資本低，沒人看顧孩子
根據2021年的最新數據，一名典型的韓國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0.81個孩子。新生兒數量僅佔人口的 0.5%。
韓國社會走向少子化有諸多原因，一個最直覺可見的成因，就是該國在經濟快速發展和都市化的過程中，切斷了親屬的支持網絡。簡言之，大家庭變核心家庭，缺了親族人手顧孩子。
韓國在已開發國家中的社會資本排名墊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非常低。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指出，這會直接影響一國的經濟繁榮——因為社會信任與相互支援程度低，人們便難以撫育後代。而少子化造成勞動力短缺、人口高齡化，最終侵蝕經濟。
相比之下，社會資本高的國家是丹麥與澳洲。
韓國兒童保育與教育研究所研究員Bae Yun-jin說，「把孩子託付給某個人，需要極大的信任，但在韓國這種人的供應是有限的，母親支持設施的數量也因地而異。」
雖然，韓國政府於2007年推出了自己的保姆服務——根據韓國性別平等和家庭部的數據，去年約有27,000名保姆幫助了78,000個家庭——但這個政策的重點是支持低收入父母，而收入較高，卻還是請不起專職保母的家長們，依舊求助無門。
因此，Momsitter推出後便彌補了公托、幼兒園的空缺，迅速搶佔平台經濟的一席之地。後來，也有幾家企業跟進類似的服務，像是媒合特定科目家教與兒童的Tictocrroc和Jaranda。
目前，Momsitter會對保姆進行能力傾向測試，並提供保母的資訊，包括健康報告、其他父母的評論，以及證書。「問題人物」，不管是保母或是家長，會被該平台禁用5年。（儘管如此，這類平台還是存在風險，畢竟難以對所有潛在保母進行徹底審查。）
綜觀Momsitter上市後的社會，像這類App的出現，確實能緩解育兒人力不足的難題，但出生率卻沒有大幅起色，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文化。
不平等的國度，不願生孩子的女人
在韓國或台灣，都盛行一種說法：少子化是因為房價比太高、薪資太低。經濟問題吻合部分事實，但《彭博社》採訪經濟學家指出，性別不平等是生育危機的核心。
根據OECD數據，在已開發國家之林裡，韓國的男女工作差距最大。而一名韓國婦女若成為母親，她被雇用的機會將比沒有孩子者低很多。同時，在Ipsos調查的國家中，韓國的男女仇恨最為嚴重。在韓國根深蒂固的父權制社會中，女性經常感到自己被邊緣化，且代表性不足。
韓國女性被政府與社會要求助攻勞動參與率，但當她們獲得職場的榮耀後，回家面對的還是傳統觀念為主的丈夫與家庭——不是希望她們離職帶小孩，就是不平等分擔家務，因而讓女人遲遲做不了生育的決定。
「為了讓女性快樂地撫養孩子，整個環境必須改變，」韓國國會研究院的研究員Heo Min-sook指出，「微薄又無法持久的補貼是毫無意義的，只有性別平等程度高的國家，才能享有高出生率。」
這些論述與台灣的少子化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社會學界的主流論述是，家務分工、育嬰假以及傳統性別角色的不平等，是台灣與東亞諸國生育率探底的真正原因。
或許不久後，台灣也能跟上育兒共享平台的浪潮，但真正讓一個國家不再有新生兒的原因，台灣、韓國也要彼此借鏡。
（資料來源：Bloomberg, OECD, Newsnpr, 中研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