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課怎麼雙語教學？把英文徹底母語化，恐出現「失根的蘭花」

尤其是中文系，學校可以要求學生提升英語能力，但不能規定教授連《易經》、《論語》、《孔子》、《孟子》等科目也必須以英語授課，這不僅在實務上難以操作，更可能弄巧成拙。就學習過程而言，反而失去學習中文的真正含義與知識。

若僅為了達成雙語教學的目標，硬要求某些科系的課程改以英語授課，根本是本末倒置。

再以法律系為例。法律是因應社會某個時代而生的產物，當我們學習用以規範國民的本國法時，其法條內容具有在地性以及獨特的本土價值，使用本土的語言工具有其必須性。

但也並非全然以科系作為劃分雙語教學的標準，如文史哲領域絕對不能以英語授課；商學院、管理學院則要全英語教學，也就是應依據課程內容與目標，選擇以全英語、中文或中英文雙語教學。

唯有採用最合適課程內容的教學語言，讓學生更有效率地理解和學習、吸收課程，這才是教育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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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從來就不只是一種溝通工具，它背後代表著文化、歷史、權力、價值認同與群體意識等。

如果商學院開設一門「孫子兵法與商業策略」課程，採用中文授課才有可能談及精髓；假設中文系開設「比較文學」，比較蘇軾跟莎士比亞的作品，就得中英文交互使用，才能達到研究比較的目的。

事實上，大學裡的多數科目都須接軌國際，國際化程度很高。例如商學院、管理學院大部份科目的知識內容全球通用，以英語教學並沒有太大問題。

導入自西方的管理理論、商學概念，與本土文化特色碰撞後所產生的變化與融合，更有其獨特性，也能吸引國際學生，成為他們更想在台灣學習的知識領域。

相對而言，我們也應該抱持這樣的態度來學習外語。

學習必須知其所以然

以我曾經開設的「英美侵權行為法」（Tort Law）課程為例，當一方的行為造成對方損害而必須負賠償責任時，判斷歸責原因的標準，便因每一個時代的特性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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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生活場景多是莊園、城堡，民眾接觸不密集，一旦有人因自己的行為而受傷，無論是故意或過失，都必須負賠償損害，這就是「無過失責任」，表示即使不存在過失，也必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但火車問世後，許多人因好奇，免不了駐足在鐵軌周邊端詳而導致受傷，此時若還是採取無過失責任，即便火車公司財力再雄厚也賠償不起，因而慢慢轉變為「過失責任」。經教育民眾火車的危險性及在鐵軌周邊架設柵欄等防護措施後，只有在損害發生時，火車公司存在過錯，才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這也意味著除了學習語言本身之外，更不能忽視內涵。大學教育應該廣泛且深入探討知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必須了解專業知識為什麼有相應的價值判斷，背後的政治、經濟、歷史原因。一旦了解之後，所學的知識才愈發有價值，應用範圍才能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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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檢視一所大學的雙語教學成效，絕不能單憑學校開設的全英語課程數目來衡量，這種比較毫無意義，也不應該。大學教育各有其特色與專精領域，當前的確也很難明訂雙語教學成效的具體指標。

雙語政策應該要有整體的高度，而非僅流於形式面。未來勢必要在全盤外語母語化、將外語純粹工具化之間，找出一條平衡並且最適合自己的路。（作者為東吳大學校長；責任編輯：王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