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戒嚴結束前後，大約有20年時間，我們常常在兩大報讀到余英時以一般讀者為溝通對象的大塊文章。文章後來結集成書，出版也都在台灣，因此他在台灣的知名度遠比其他華文地區都大。台灣中老年只要曾對文化問題有興趣，都讀過他的文字。
例如1975年發表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裡面「儒家的法家化」概念如今已稀鬆平常，當年卻令人耳目一新，馬上聯想到黨國如何逼學子在高中階段必讀四書，同時又箝制言論自由。
不過，就我個人來說，余英時最開拓我眼界的，卻是他對西方文化的闡釋。（看更多：余英時：知識份子要為窮人說話）
因為，我畢竟在台灣成長，我看西方社會的某些不解，常常是西方學者最習以為常，覺得不需要解釋的。因為成長於中國的余英時也有過類似困惑，他又有中西比較的眼光，他的書就變得最能為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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