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日早上,週末向來冷清的中研院人文館,突然湧進數百位教師與大學生,只為一睹大師風采。這股「余英時旋風」,為台灣學術界帶來許久未見的盛況。
在這場中研院少見的轟動演講中,余英時與三位重要弟子同台,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史語所所長黃進興都已是院士,台大文學院院長陳弱水則在七月與院士擦身而過。
余英時堅持站著演講,各擁一片天的弟子畢恭畢敬,聽眾則在會後大排長龍等著與余英時合照,大師魅力可見一斑。
八十四歲的余英時,早已是國際漢學界的傳奇。
漢學界地位 備受國際肯定
一九三○年生於天津,在安徽鄉下小村成長,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余英時,四九年從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轉赴香港新亞書院就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其後赴美接受史學大師楊聯陞指導,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余英時兼具宏觀視野與銳利洞見,運用社會科學方法重新詮釋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四十四歲就榮獲中研院院士。
「能夠在美國三大名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都擔任正教授級以上,他是華人第一位,」中研院院士丁邦新強調,余英時已出版六十多本專書,四百多篇論文,成就斐然。
余英時對台灣的影響,始於一九七五年在媒體連載〈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長文而轟動一時。隔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一書,至今不斷重印,影響力深遠。
二○○六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讓余英時的聲望達於頂點。
但其後,他生了一場大病,六年來未曾離開美國,此次與妻子陳淑平(著名教育家陳雪屏之女)抵台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備受台灣學術圈重視。
今年六月唐獎公布得獎名單後,余英時一度因身體狀況不願出席。「余先生的主治醫師、台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正好是唐獎基金會董事,」唐獎基金會執行長陳振川透露,閻雲評估余英時應可出國,還特別飛去美國進行體檢,余英時才放心來台。
陳振川說,個性爽朗的余英時,一旦答應來台領獎,下一句話就是,「你們有什麼安排與活動,我全部配合。」
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強調,「余先生有兩個宗旨是非常清楚、始終如一的:一是對共產黨的反對,二是他很支持台灣。」他指出,余英時離開大陸後,只在一九七八年隨美國漢學訪問團去過大陸一次,余英時在香港的居住時間也比台灣久,但後來他連香港都不去了。
長年關心台灣民主發展
余英時近年更高度關切台灣民主發展。反媒體壟斷運動要角、中研院法研所副研究員黃國昌透露,當初他託友人了解,在網路上連署支持的「余英時」是不是本人?
「後來才知道余先生從來不用電腦,那個連署是有人假冒的。但余先生知道此事後,竟然直接打電話給我說,這個運動很重要,他非常支持。」黃國昌因而在赴美時數度拜訪余家,與余英時深入討論台灣情勢。
七月底曾赴美拜訪余英時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則用「瀕臨絕種動物」一詞,形容這位「只做大題目,不做小題目」的史學大師。
余英時此次來台仍對中共政權不假辭色,強調台灣未來應由全體台灣人自己決定,並大力支持香港近日民主抗爭。
這位國際漢學泰斗渾身散發的人格魅力,已成為「余英時旋風」最受矚目的焦點。
九月十五日,史學泰斗余英時抵台第二天下午,就在圓山飯店接受《天下》長達兩小時專訪,對於兩岸三地民主發展、知識份子角色等重要課題侃侃而談。
以下為余英時接受訪談紀要:
問:你在台灣最長居留時間,應該是在忠孝東路住過一個月左右,但你卻長期關心台灣,對台灣有很深切的期待,請你談談為何如此重視台灣?
答:(在台灣)頂多一個月,這跟時間長短沒有關係。我在大陸待了二十年,我還不要回去呢。
主要因為他(台灣)是自由中國。我同意胡適說的,台灣是中國唯一自由的地方,在我認識的中國裡。當然現在有台獨運動我也知道,那不相干。
我想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現在包括香港自由慢慢受到約束,一國兩制都可以變成一國一制了。台灣到現在為止,也有危險,但還沒直接輪到你們,也許是下一個。
問:除了自由中國,你對台灣發展還有哪些深刻印象?
答:你有國力嘛,傳統也沒被毀過,傳統一直承接到現代。所以我一直說,台灣和香港兩個地方是最特殊的,大家卻最不注意,就是在中國革命以前,他們都不屬於中國。
香港在一八四二年割給英國,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割給日本,所以從辛亥革命開始,一切革命都沒碰到台灣。這是台灣的運氣,不是誰的本事能力。
問:你曾經強調,「中國」只是一個文化概念,你理想中兩岸三地應該維持怎樣的關係?
答:目前事實上是共產黨要把這兩個不能順手的東西(香港與台灣)解決,現在就是看你們用什麼方式抵抗,或者接受。
你接受,我也不說你不應該。我只活幾十年,我要好好過日子,要養家活口,我不想爭這些,那你做這些選擇,我絕對沒有理由對你說你不應該,我只說那事實是如此。
你要選擇不願意做共產黨的順民,那要保持台灣不要掉到他那個坑裡去。
他要用武力打,你沒辦法,但要用武力,他代價也很大,也不能做這樣的事情。你也不能怕,沒什麼好怕的。
齊心,就能創造不同局面
會有些人想在這個大集團裡面搶先一步,有各種方式,有的為生意、為賺錢;有的為將來拿到某種程度的權力,打個交代,這沒辦法的。所以我看最後決定是台灣人自己,全體的人怎麼做個決定,我沒辦法建議。
問:你對台灣仍然有信心及樂觀?
答:你們一心一意向某一個方向,是可以有不同的局面出來的。
如果每個人都有無力感,我也無可奈何,就跟著局勢走,主動就沒有了,變成被動。被動就什麼結果誰也不知道,運氣好可能也沒事,(大陸)起了變化你就安全了,但是也不一定。我的意思是,台灣就是要投降,也應該要主動。
問:你理想中的知識人(知識份子)是什麼樣子?知識份子的責任跟使命是什麼?
答:這是中國「士」的傳統,但這是中國才有的,西方沒有,他們只有在宗教當中才有,只有牧師相當於中國的「士」。因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中國的宗教就是以孔子為號召的,尊重人的,現在西方一般叫他「人文主義」的儒家精神,這是儒家本來的價值所在。
我們講中國文化主要是價值,不是實際的制度問題。所以中國的價值是尊重人的。
我常說,你看西方很重視民主、自由、個人,可是你看希臘、亞里斯多德的書,他們都認為奴隸是當然的,西方人的奴隸制度在道德上站不住,要靠基督教來掩護。而中國人早在漢代,皇帝就下詔書了,「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理由在於「天地之性,人為貴」,天地的性格就一個,人是最寶貴的,所以人不能賣成奴隸。
這是中國早於西方,在價值上面領先一步的,儘管我們沒講過民主、人權,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西方講這個也是近一、兩百年才講的。
從這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士就是要為窮人說話的。像是漢朝人賺錢賺太多,董仲舒就出來批評,在西方傳統上是以宗教來呈現這樣的批評,他們以上帝的名義。只是說法不同,價值觀是一致的。
士就是知識份子,他們以前也有些特權,現在沒有了。現在可以說是士最衰弱的時候。
問:當代的知識份子常被認為失格,依附權威或崇拜權威,你曾說一輩子沒有崇拜過任何人,這是當代知識份子的基本態度嗎?
答:崇拜像是宗教熱情,認為這個人沒有缺點,一個真正在知識上求上進的人不會如此。
他還是可以佩服某些人,古人有很多值得佩服的,不能說我比古人要好,孔子不懂英文我懂英文,可以這樣說嗎?這不是笑話嗎?我們可以佩服某些人,因為是他們給我們開路的,我們今天能夠看到這些新的價值,就是因為他給我們提供最早的智慧。
我最新的著作《論天人之際》就是在講這個。每個古老文化都有他的智慧,都傳下來了。現在還是如此,所以你看今天杭廷頓講「文明的衝突」,他說的是宗教,在中國來說,是原始的智慧,因為儒家就相當於中國的宗教,但不是講上帝天堂,是講理想的世界,只是我們講的是「天」,中國講的是超越的價值,從傳統中得來的。
這也可以看到,為何我對台灣有信心,就是因為儘管經過日本統治等種種變化,中國文化的原始價值是在台灣保持著的。家族關係、甚至於某些信仰,也是從福建來的。換句話說,原來一些價值,經過變相,還保留在傳統裡頭,雖然已經認不得,但還在裡面。
問:你強調對開路者保持敬意即可,如果一些年輕學者也視你為偶像甚至崇拜,你會怎麼跟他們說?
答:這不是我希望看見的。大家覺得我說話還值得聽,就多看看我的書,希望(年輕學者)要超越我、跟我不同,這樣才有進步。
我絕對沒有做教主的意思。但我了解年輕人都會佩服當代人,我想這是年齡問題,只要你的知識到某個程度,慢慢就可以知道。
就像我跟我老師錢穆,我一直到現在尊重他,但我跟他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別人也看得出來。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見,就要發揮他,把他的想法往前推。不是說就保持到這位子,認為已經至善至美,一步不能懷疑。
禪宗有個說法:「智過其師,方堪傳授」,如果你的智慧不能比老師好,你不值得傳授。
保持信念,免於惶恐
問:在這充滿變動的網路時代,人們急著想找到安身立命的處所,你有什麼建議?
答:關鍵在自己的價值問題。惶恐不能安寧就是沒有一定價值,或者有些價值沒辦法突破,所以不能辨是非、不能辨真偽,變得很苦惱。
所以基本上要怎麼在價值上找到一條路,自己信得過去,自己要有某些信念,faith是主觀的、自己的,你不能變,別人可能跟你參考;faith可以修改也可擴大,基本上是價值問題。
許多惶恐不是書念得不夠多,書念了但沒想法,書是書、他是他,沒連在一起,那念再多也沒有用。(余英時專訪全文共六篇,請見《天下雜誌》網站。何榮幸.劉光瑩.鄧凱元.陳寧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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