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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經濟學家像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一樣，左手低調研究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學，右手如偵探般，用大量資料協助被構陷的岳父免於牢獄之災。
64歲的羅德里克，出身土耳其，有著灰白頭髮，舉止一派優雅。他的岳父切廷・多安（Çetin Doğan）是土耳其陸軍第一軍指揮官，在2012年被土耳其當局控告他2003年發動政變未遂，遭求刑20年。
那時，羅德里克和妻子派娜・多安（Pınar Doğan）幾乎投注所有心力蒐集證據，試圖證明切廷清白。
他們爬梳大量資料，從政府流出給媒體的機密文件中發現，檔案是用微軟Office 2007軟體製作，和宣稱政變的時間點2003年兜不攏。切廷最終在2015年被無罪釋放。
這次事件對羅德里克的影響是，不再全然相信在報紙上所看到的一切。「如果你不了解在土耳其發生的事實，你很容易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採取自由主義觀點的解釋（即相信切廷有罪，軍人不應該過度干預政治），」他說。
因此，他在九〇年代末期全球化主宰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學界一片讚揚全球化時，反其道寫了《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書。
他在書中指出，全球化表面促進世界平等，卻讓在全球化市場中有能力取得資本和人才的國家，得以拉大和其他國家的差距，並衝擊這些落後者的社會穩定和國內法治環境。
這本書才出版沒幾個月，泰國、印尼、韓國就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而遭到重創，顯示他的先見之明。
但全球化的問題，卻沒因為他的真知灼見而獲得顯著解決，反而愈來愈嚴重。民主政治傷痕累累，以川普為首的右派排外狂人在各地崛起，「是什麼迫使美國中產階級白人，在2016年總統選舉，投下看來不利於他們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票？」他不解地問。
因此，他開始著手撰寫新書《貿易的取捨》（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以政治經濟學觀點重塑貿易價值。他認為，唯有進行政策創新，支持多元的世界經濟秩序，才能保護民主國家內部社會契約，也能讓民主國家由下而上，支持更健康的全球化社會。
這本書問世後，不僅引發討論，更獲得喬治・埃克斯傑出經濟著作獎（George S. Eccles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Economic Writing）的肯定，讓他與美國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齊名。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肯定，前印度央行總裁、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拉詹（Raghuram Rajan）認為，如果想要知道民粹式民族主義、現今社會的普遍焦慮根源，就一定要看這本書不可。
《貿易的取捨》日前在台上市，以下為羅德里克接受《天下》越洋專訪內容摘要：
會寫《貿易的取捨》這本書的原因是，很多人對全球化有誤解，不只是普羅大眾，連經濟學家都是。
我希望這本書對普羅大眾而言，可以告訴他們，經濟學在設計較好的政策時，確實能發揮作用。對於經濟學家，我想要強調的是，目前研究全球化的方法仍然有缺陷。
談拜登》已逐漸讓美國經濟更具包容性、平等
我在《貿易的取捨》開頭就提問，「川普在2016年大選石破天驚的勝利，我們經濟學家是否該承擔責任？」
川普的勝利是貧富顯著不均、經濟不穩定造就出來的產物。這是過去全球化更深層的問題，也造成美國民主的危機。
如今，雖然美國民主危機暫時得以避免發生，但未來能否長治久安，仍得仰賴拜登是否能把美國經濟轉變為更有包容性、更平等。到目前為止，我對我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備受鼓舞。
拜登上任後也繼承川普對中國的強硬立場，但我始終認為，對於民主和非民主國家，不該適用同一套貿易規則。
談中國》雖不適用同套貿易規則，但「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這樣說，並不代表美國和歐洲應透過貿易協定，把價值強加在非民主的中國。美歐和中國兩邊的體制差異很大，美國和歐洲只是在保護自己的體制而已。
因此，我並不認為，美歐是透過貿易協定強加自己的價值在中國身上。
雖然我也認為，無論一個政權有多糟，其他國家不該利用各種手段，把這個政權換掉。但是民主有權力，更精確地說，是有責任表現出「某些國家人權紀錄很糟，所以我們和它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這會讓民主國家和嚴重違反人權、勞權的國家交往時，將某些經濟交流的限制得以合理化。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上任時曾表示，支持美國把關稅當作「合法工具」，以抵抗中國以國家為驅動的經濟模型。
對此，我其實不同意美國透過全面包裹式的保護主義對付中國。我認為，目標應該是促進美國真正的國家利益，包括更公平的社會、更大的經濟機會、忠於民主與人權。
如果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必須使用保護主義，那就做吧！但實施保護主義不能只是用來懲罰中國，或是抱著要讓中國政權垮台的期盼，而是要讓美國經濟變得更公平、更具有包容性。
談全球化》民主國家該樹立榜樣，讓世界經濟為社會服務
我們其實不需要在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和完全不全球化的自給自足體制中二選一。貿易和金融的各層面，都必須經過國際協議、國內政策進行監督管理。
過去，我們的社會為世界經濟服務，但現在必須改變優先順序，世界經濟要為社會服務，而這些改變最終將由各國政府推動。
在改變的過程中，自由的秩序當然很重要。沒有它，就沒有尊重平等、公民自由，和保障少數人權利的民主制度。
但現階段國際秩序從來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我們也不應該自欺欺人地以為我們可以回到1990年代全球化以前的情況。
不過，假如民主國家能夠忠於自己的價值觀，他們就能為其他國家樹立一個好榜樣，這就是我們所能期待的。（責任編輯：吳廷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