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研發》台達電子　連結全世界最聰明的腦

時間：二○○○年
　地點：美國ＭＩＴ最大的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
　事件：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略帶質疑卻又興奮地，對著一個平面的電腦螢幕說話
　我明天要回台灣，有什麼航班嗎？」他對螢幕「說」著，「你要早上、中午、下午還是晚上？」電腦問。
　「我人在ＭＩＴ，大概明天下午五點以後從這裡趕到機場來得及的，」電腦螢幕沒幾秒鐘就啪啪啪地列出一串航班，還不忘提醒一聲，「頭一班比較趕，如果交通繁忙，可以選擇下一班。」
　鄭崇華驚訝之餘，還不忘低頭找，是不是有人躲在底下操作電腦。因為「即使是一個人，回答也不會如此周到。」
　接著，鄭崇華還順便向電腦問了台灣的天氣。加入活氧計劃，由硬跨軟

　二○○○年到二○○五年，台達電就加入旨在研發出讓「科技就像呼吸氧氣」一樣自然的電腦系統的「活氧計劃」，參與其中讓鄭崇華最驚喜的「語音辨識系統」的研究。
　「活氧計劃」結合了ＭＩＴ最大的人工智慧與電腦科學實驗室裡的三分之二教授，參與的企業是全球六家重量級的企業，包括諾基亞、飛利浦、惠普、日本的ＮＴＴ，還有台灣的台達電及宏碁。
　和ＭＩＴ合作，台達電從硬體，跨入了軟體服務領域，開拓一項完全不同於傳統台達電熟悉的技術及市場。
　現在，台灣大哥大及遠傳的點歌系統都來自台達電。
　例如台灣大哥大「音樂達人」服務，不用複雜的階層式選單或輸入簡碼，只要對著話筒說出歌名，就能輕鬆選取，而且有別於傳統語音系統，台達電這套系統能同時辨識超過五十萬個字彙組成的複雜語句。
　目前台達電仍持續研發提高語音辨識的精確度到九九．九九％，未來還能應用到對辨識程度要求更高的信用卡公司。
　在二○○四年才啟用，歪歪扭扭找不到垂直牆面的ＭＩＴ Stata Center裡，台達電的研究團隊在「活氧計劃」期間，曾有自己的一小間研究室。現在台達電和ＭＩＴ還不定期會在這裡持續進行更尖端、更前瞻的未來研究，包括網路及影像相關的技術。
　由ＭＩＴ向南飛行六百英里，空間轉到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這裡有著美國最大的電力電子系統中心CPES（Center for Power Electronics Systems），這是由美國五所大學及近百個國際型企業參與的國家科學基金工程研究中心。
　台達電能做到美國空軍及太空總署NASA，能廣泛應用在航太工業、又輕又小的電源供應器，就是和這中心合作研發，將尖端科技運用到商業化的成果。
　事實上，除了ＭＩＴ和維吉尼亞工學院外，美國柏克萊大學、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台灣的台大、清大、成大、中央等大學，都是台達電技術研發的伙伴。同時有超過一百個合作計劃

　現階段，台達電和全球的研究機構同時有超過一百個合作計劃在進行。其中，不算各個事業群的合作計劃，光是台達電的研發中心，就和十五個國內外大學合作，包含第三代的太陽能、醫療電子、燃料電池等未來最熱門的技術領域，都是合作研發的重點。
　去年合併營收突破一千億的台達電，不靠購併，而是有機成長，三十六年來的年複合平均成長率高達四○％。加上近幾年集團觸角及版圖快速擴大，例如跨入太陽能，和工研院的團隊共同成立旺能光電等，全都是台達電積極向外尋求研發合作的成果。
　開放合作，就是台達電的business model。
　這一切源於鄭崇華對技術的狂熱及好學。
　「我們在正式有研發長以前，鄭先生就是研發長，」台達電執行長海英俊笑說，因為鄭崇華過去總是自己帶頭四處找技術或合作的機會。
　早在二十多年前，鄭崇華每天腦裡打轉的問題就是，「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工程師，閉著門做，產品如何達到國際的水準？如何符合市場需求？」
　想了半天，鄭崇華決定打開企業習以為常的研發封閉大門，走訪全美國重要大學。也才因此認識了CPES前身、VPEC的創始人及負責人李澤元博士，開始長達近二十年的合作。
　也因為鄭崇華擔任董事長的時代基金會，才得以遇到ＭＩＴ電腦實驗室、從事語音辨識的舒維都教授。
　台達電的合作方式，就是和各研究單位保持緊密的互動關係，確保盡量不會遺漏任何前瞻、重要的研究方向及技術。
　例如台達電就是MIT及CPES的長期會員。
　和ＭＩＴ互動最頻繁的台達電研發中心人機介面研發部資深經理沈家麟說，每一年，ＭＩＴ會有十多次包括人工智慧與電腦科學實驗室、史隆管理學院、媒體實驗室（Media Lab）等重要單位關於今年重點關注議題的演講及研討會，只要是會員，就能參加，跟上每一波最新的發展趨勢。
　而和CPES將近二十年的合作，台達電甚至已經是他們的最高級會員，不只是在CPES裡開發的許多新科技，會員都可以再透過企業內部的研發，變為自己的技術。最高級的會員甚至可以免費使用CPES裡所有的智慧財產權。
　「很多會員其實不是很積極，他們的工程師會去看你的技術，會嘗試用你的技術，但真正把資源包括人力放進來跟你一起合作開發技術，甚至合作將未經驗證的科技（unproven technology）發展成商業產品的，台達的commitment（承諾）最強，比美國的公司強，」李澤元說。
　承諾最強，是因為早在一九八八年，鄭崇華參觀完VPEC後立刻就決定加入會員，因為會員可以派工程師到實驗室裡和一流人才一起做研究。在當時，VPEC的會員裡都是歐美日的大公司，例如AT&T、日本ＴＤＫ、三菱、豐田等，沒有台灣的企業，更何況是當時營收才三十億左右的小公司。
　甚至為了合作更密切，解決地理距離遙遠的障礙，一九八八年十月參觀完，隔年一月鄭崇華就在維吉尼亞理工學院附近建立一個實驗室。「好快的速度，我好驚訝，」李澤元想起當年鄭崇華的積極及效率，不禁哈哈大笑。
　另外，更重要的，透過鄭崇華私人及台達電基金會對各學校教育的捐獻，台達電也因此能得知國內重要大學的相關研究計劃及資源，而有合作的機會。
　在大型深入、需要動用教授及研究生的合作計劃外，台達電還相當靈活運用各外部研發單位的資源。掌握機會　活用資源

　中央大學紅磚砌成、外表舊舊的光學研究中心裡，有個很高科技、昂貴的縮小版無塵室，裡面每個人穿著無塵服從頭包到腳，他們不都全是學生，其中，還摻雜了幾個台達電的員工。
　和中央大學的十四個合作計劃中，這個計劃最單純，台達電只是借用中央大學的硬體設備，來印證台達電初期研發的ＬＥＤ技術及專利。
　為了更密切的整合內部資源，及更快速的連結外在資訊，台達電也改變了公司組織。
　二○○三年，設立過墨西哥廠、當過廠長、業務等工作的蔡榮騰剛從日本調回來，鄭崇華就成立企業開發部門，要他負責。
　一方面是補足事業群因為獨立採購及做生意的方式，常常錯失很多商機的遺憾。例如長期和台達電採購電源供應器及風扇的客戶，卻不知道台達電有網路產品及視訊產品也符合他們的需要，這時蔡榮騰就要適時的牽線。
　另外，蔡榮騰更重要的工作，還有到處看，幫台達尋求更多的研發資源與合作機會。他常常參加研究單位如工研院、中山科學院、各大學的邀請，或客戶舉辦的外部活動，很容易接觸到最新的動態訊息，例如正在研發的計劃、新開發的原材料，甚至是有很好的技術有意移轉或授權，蔡榮騰得知後，就會立刻整理訊息並通知相關的事業部，「就是借力使力。」
　例如幾年前，台達電初期開始研發燃料電池，同時間，某個美國大客戶已經研發到一定程度，透過蔡榮騰，台達電得知客戶有意移轉技術，或是找伙伴合資成立公司共同開發燃料電池。
　「我也不懂什麼叫燃料電池，只是把這訊息帶回來，再找技術長，他指定專業的人評估技術，初期要投多少資金等等，」蔡榮騰說。只是這個案子評估最後並沒有進行，因為在這之前，台達電已經和中山科學研究院有合作計劃了。
　個人專利超過一百項，一生都投注在研發，今年才接下台達電技術長的梁榮昌，對於台灣企業R&D的能力，形容得很貼切。他認為，「台灣企業通常是小ｒ大Ｄ，」台灣做研究的很少，能力及心力多集中在開發，也就是技術導入到產品化的製造。而前面基礎又耗時的研究，「就盡量從外面，和國內外學校合作。」
　台達電就是在超競爭、追求速度的時代裡，善用合作力量的最好例證。鄭崇華、海英俊　若不到外面看，會變成傻瓜

　「有些人會跟我說，『你好像不是一個商人』，我本來就不喜歡做生意，如果人生再讓我活一次的話，我不會去做生意，」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低著頭，玩著手中跟著他多年、被台達電執行長海英俊笑稱比ＰＤＡ還管用的黑色小本子說，「我比較喜歡做研究工作。」
　和鄭崇華交往近二十年，最近還成為台達電董事的美國電力電子系統中心CPES負責人李澤元博士也說，「他有兩點我覺得非常特別，第一愛技術，第二愛才。」
　因為鄭崇華對新技術的求知若渴，對人才的惺惺相惜，不只台達電總部的研發中心將突破一百人，更早在十八年前，為了就近參與CPES的研發而設立美國研發中心，甚至，為了讓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的研究人才回到中國大陸，台達電在李澤元博士協助下，設立上海研發中心。現在，這研發中心有兩百人的規模。
　靠著善用外界研發資源及鄭崇華本身對技術的熱愛，台達電不靠併購，靠著內部有機成長，年複合平均成長率仍高達四○％。
　為什麼鄭崇華對技術如此狂熱？目前有一百多件國內外跨組織的合作計劃正在進行，鄭崇華及接班的海英俊也剖析企業能成功和外部合作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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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為什麼你都是自己帶頭去拜訪這些一流大學？
　答：我若不到外面去看，我會變成一個傻瓜，也會變得跟市場隔絕。一方面也很有興趣，看這個世界變得怎麼樣，看現在有什麼問題、有什麼急需的、有什麼是將來需要的。到外面去跑一下，就會學到很多，而且我發現變化的速度愈來愈快，所以天天在學，這是非做不可的。像我在學校學的是真空管，真空管現在連博物館都不一定有。
　問：在台達電和外界的合作計劃中，有些是基金會贊助的、有些又是企業，要如何區分？
　答：我們和學校間的合作至少分為三層，第一個就是事業群的合作，事業群覺得東西馬上可以商業化的，馬上要做的，那他們出錢。第二層就是cooperate R&D，現在我們有研發長，這塊成長得滿快的。我正在看預算，二○○八年預算會比今年多八○％，因為合作案愈來愈多，我們自己做的東西也愈來愈多。比較中期的，三、五年後可以商業化的，比如燃料電池，就放在cooperate R&D。最後基金會還是為了公益，像大陸的學校要做什麼我們都不管，可能跟公司產品有關，如電源、節能，有些也可能都沒關係。
　像贊助北京清華大學法律研究所做環境法的研究，這跟我們的生意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基金會董事李念祖律師認為，以後環境要能改善的話，法律是最直接的，所以在清華的環境法研究中心，我們就設了一些研究計劃。因為一般來說，法律學生都去念刑法、民法、公司法、海商法，沒有人念環境法。
　問：有這種分法？
　答：就是很新，很冷門，卻很重要。像英國規定要減碳二○％的話，他們就會立法，台灣現在還沒有這個概念，大陸已經有了，所以我們就在清華成立環境法研究中心。這跟我們生意八竿子打不著，但我們覺得這對世界是有利的，所以做。
　問：因為你的無私，很多人才都很願意和你合作？
　答：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就交了不少朋友，像Victor舒（ＭＩＴ舒維都教授）把一輩子做的語音授權給我們，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你比較不自私。」很多大的公司他去教他們怎麼做，教完之後就是人家的，做到後面如何就不讓他知道。所以我就感覺責任很重大，要做一些事情才對得起他。
　我是覺得我們做得不夠好，不是團隊不夠好，而是我們這方面的經驗不足，比如我們要把語音辨識的中文全部搞出來，但可以更積極。另外一點是這批人都是工程師，很努力，他們每次到ＭＩＴ，其他教授碰到我都說，「你們的人非常敬業，甚至於下班也不回去。」他們去那的前兩年，我們沒有想到有什麼可以使用上，現在慢慢出來，像大哥大可以點歌、鈴聲下載、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查詢等。
　問：全台灣就是台達電跟教授、學校的聯結相當多，很多公司在產學合作上成果也沒有這麼好。台達電怎麼做的？
　答：我覺得跟一些學校教授來往，大家都很談得來，而且他們很高興跟我們合作，我們也很高興跟他們。跟學校來往，我們不會讓他們做苦工。早期我看中國大陸的很多外商，把最花時間、沒有什麼技術、要一直重複，而且在公司內部做太花錢的工作，就包給教授，讓教授找學生來做，學生反正很便宜。我是禁止做這種事情的，這沒有道德，假如我是學生，老師要我去做但學不到東西的事，我才不要。
　那我們做什麼呢？就是市場需要的東西，有沒有更好、更創新的方法做。你跟教授談這些他們都很高興，所以我們每次跟人家談，會很尊重對方的興趣、優點。他們也覺得跟我們來往可以知道實際市場的方向。學生所做的是符合社會需要的，學校裡做出的成果，我們也可以跟他合作，學到很多。對工程師來說，一離開學校後，天天在公司，有時必須充一點電，跟學校來往是滿有利的。
　問：如果每個公司的合作開發案都跟學校一起做，那公司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才能做出差異化的產品？
　答：一些公司覺得自己的研發人員不夠或能力不足，或某個產品他不懂，就希望工研院、學校幫他做出些東西，他再拿去生產，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想。因為學校能提供的是技術，你要用這技術，前提是自己要懂，應該是跟學校合作、了解這個技術，再去應用它。因為後面變成產品的能力是靠公司不是學校。
　假如公司的技術水準太差，完全靠學校做，什麼都不懂，做出來的東西沒有市場價值。彼此應該是合作，不是你就不用做R&D。既使委託的研究機構很棒，可以開發一些東西讓你生產，那下一代產品、下一步怎麼去發揮？同樣的東西不能賣一輩子，你沒有能力改善。
　我們跟工研院、學校合作大家都很愉快，因為我們沒有過度期望。所謂的合作，不是躺在人家身上，自己是麻木的。（吳韻儀、黃靖萱採訪，呂馨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