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安排的人生

　夜色稀薄，台北市安和路上僅存幾盞蒼白的路燈襯著涼風；附近，仁愛國中旁的巷子裡，一間補習班燈火通明，幾位國一學生在老師陪伴下，挑燈夜戰，準備把學校出的十張評量考卷寫完。
　他們的臉上帶著厚重的倦容。一位盡責的母親在門口等待許久，看到孩子時臉上充滿不忍，但冒出的第一句話是，「你功課做完沒？今天考試成績好不好？」
　她的孩子用力地皺眉、不耐回答，「很煩耶，別再問了！」母子間冒出火山爆發前的煙硝味。母親低頭不語，帶著孩子迅速離開。母子冰冷的互動讓夜晚顯得淒涼。
　在台灣，孩子生活的緊湊與填鴨的畫面，幾乎深植每個家庭。
　就像玩具火車在既有軌道上行走，一旦小孩進入學校體制，就註定進行一場「被安排的人生」。盲目、機械地重複同樣的生活。世界上最忙碌的孩子

　翻開十三歲、國一學生的行事曆：早上六點起床、匆匆吃完早餐、六點半出門、七點到校早自習或小考、八堂課結束到下午四點（升學導向的學校到五點）、六點進補習班、九點半到十二點下課、回家稍做歇息。隔天又開始填塞的一天。睡眠不到六小時，但一天工時卻超過十五個小時以上，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孩子。
　十三歲的國一學生如此，小學的孩子也不例外。在競爭的台北市大安區，有家長把幼稚園小朋友送去補「科學」、解剖青蛙；再大一點、小學中低年級學生為了超前學校進度，多在補美語、補數學。連國小國語文課都有「功文式國文」的補習科目。
　「感覺上家長總是在擔心小朋友缺乏什麼，看到別人學什麼，我的孩子沒有，就趕去學，沒想到孩子到底需不需要，」擔任低年級導師的北市中正國小老師陳雅君觀察。
　於是，孩子的生活像一塊塊拼圖被分割；每塊拼圖代表一個學習科目與學習地點；他們的時間，被這一個個學習填塞。
　「在家停留的時間愈來愈少，只剩下睡覺，」三十四歲的李雅雲的兩個兒子，分別就讀國一與小四；自從大兒子進入國一後，她明顯感受到與兒子的對話，只存於補習班的路上以及餐桌上那句，「你功課寫完沒」的互動。起跑點前移，終點高學歷

　父母的安排，一切都是為了孩子未來能有競爭力。
　經常到中小學帶領家長成長課程的陽明大學教授洪蘭，最常被家長問道，「怎麼考上明星學校」、「孩子要不要學心算、上全美語」。分析家長們的心態，洪蘭說，藍領父母要孩子比自己好，以後當白領，即便中研院的博士家長也要孩子不輸給自己。
　小學四年級的卓伯鴻是資優生，家境不錯。父親建中畢業、有兩個碩士學位，目前從事創投業；母親是職業婦女，也負責照顧小孩。
　卓伯鴻雖然是資優生，卓媽媽對孩子的未來還是很焦慮。她幫兒子安排補習數學、英文、作文、科學、游泳。數學還是請名師一對一教學，從小一到小四，沒有間斷。「現在已經有六年級的程度了，」卓媽媽睜著她明亮的雙眼說道。
　問卓媽媽為什麼為小四的孩子做大量的安排，她說，「大安區的家長，想的不是讓孩子進台大，而是美國top10的名校。」
　為了讓孩子蓄積爆發力與實力，卓媽媽打定主意，盡全力投資在卓伯鴻身上。「養大要一千萬吧！這個錢不能省，」她語氣堅定。受訪的這天是星期五，職業婦女的她，週五一定請假，因為這一天，卓伯鴻在三個不同場所學英文、游泳和數學，她認真無怨言地負責接送。
　多元入學已實施多年，但多元入學沒有創造多元的價值與道路，台灣的父母似乎只有把孩子往「高學歷」裡塞。
　台北市家長協會會長包崇敏接觸許多家長，他感觸在多元入學政策下，家長要為孩子做所有準備，「升學是最大的投資，也是家庭最大的悲哀。」
　為什麼大學升學率已超過九成，多元入學方案多元到眼花撩亂，現在的孩子卻要生活在比以前更苦的「升學壓力」下？
　十月份，建中高一生游瑋國在段考後，因成績不佳，跳樓身亡，震驚全國；這件事讓家庭裡還有未掙脫升學壓力孩子的家長，都心有戚戚，但父母也只能矇著眼走下去。
　「在台灣能有什麼選擇？除非你有能力從小把孩子送出去，」一位國小家長最近正和先生商量把小孩送到美國的可行性。她身旁的朋友已陸續將小孩送出。
　「很多人以為推動十二年國教就可以保住孩子，其實不是，不論多元入學方案怎麼改，建中還是只有一所，台大也只有一家，」台師大家庭教育系副教授林如萍歸納，教改不是只檢討學校教育的改革，而是整體社會價值觀的改革。如果社會只對高學歷的人回饋以較高的薪資和尊重，沒有存在真正的多元價值，家長也只能別無選擇加入「共犯結構」。
　「社會無法讓父母放心，父母當然焦慮，大家沒有多樣選擇，社會變得更金字塔，一摔下來就完蛋，」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形容這代孩子從小就得生長在金字塔裡。
　為了「不要輸在起跑點」，家長們開始把孩子的起跑點往前挪移。
　沒時間或能力教導孩子的家長，開始花錢栽培小孩，安排孩子到各式各樣的安親班或補習班。安親班只「安」了「親」

　近十年，全國補習班從二六二六家，成長到一萬四千家以上，成長超過五倍。而補習班招生對象的年齡也逐漸往下降；針對國中生的補習班有六三三七家，國小補習班更多達六三五六家；學齡前補習班也有六一九家。
　五花八門的安親班與補習班，究竟安了誰的心？
　王浩威觀察，父母把家庭該盡的責任轉嫁給學校、補習班，希望一出家門，就有一個無形的空橋直通學校，有人可以緊盯自己的孩子。
　父母口中好老師的標準，多半與「嚴格」、「考試多」劃上等號。
　攤開一位國一生的段考成績排名單，導師在上頭寫的字語令人不寒而慄。因為全班成績尚待努力，老師於是寫下：「家長，您可以有兩個選擇：一，從現在開始監督貴子女，加緊努力；二，開始努力存錢，準備三年後送貴子女進入爛的私立高中職就讀。」
　一位母親看到這段話沒有責怪的意思，淡淡地說，「這位老師很嚴，比較嚴，比較好。」親師與學生都默然接受這套升學邏輯的魔咒。
　即便是安親班，其功能也只是「安」了「親」，卻沒安到孩子。
　走進幾家安親班或補習班，招生簡章上原本強調活潑、多元教學的美意，幾乎抹上一層陰影。孩子是否吸收內容、學習是否快樂等，早被「分數」排擠到角落。
　兒福聯盟近幾年兒童節都會進行兒童快樂指數的調查，發現台灣兒童愈來愈不快樂，孩子的前三項心願幾乎每年相同：「希望少去一點才藝班」、「希望爸爸媽媽多一點時間帶我去玩」。
　威利美語安親班老師陳麗玲，也有兩位就讀小學的孩子。她觀察，現在的父母很依賴安親班，父母的心情是，「我既然錢給了你，小孩功課的好壞與成敗，都要安親班負責。」
　為了讓家長看到小朋友「明顯」的學習成果，威利美語的外籍老師也開始配合台灣的國情需要，給孩子出考題、出功課。「家長很沒安全感，只有看到成績才安心，」陳麗玲說。
　因此，現在安親班、補習班給家長的連絡簿上，除了學童的學習狀況，還會黏貼著厚厚的紙張，記錄著學童每一次、每一科的成績。
　父母將教養與教育的責任交付商業機制，使家庭成為孩子生活拼圖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塊。
　例如，現在的母親被戲稱為「開著計程車的母親」（taxi driver mother），她們的責任是把孩子從一個學習點送到另一個點。孩子的假性紀律？

　這對親子相處的品質與家庭功能的影響，可能遠比想像的深遠。
　首先，孩子會形成一種假性紀律。
　全國教師協會理事長吳忠泰說，「假性紀律」是說孩子暫時被吆喝上了車、被吆喝進了班級，從一個教室換到另一個教室，時間慢慢打發掉，這種學習與家長對孩子持續進行的身教不同。
　「家長會給孩子自然的疼惜，也會給自然的責備，而安親班是商業和付託的關係，與家庭中隨機有教育機會的狀況不同，」吳忠泰認為，家庭原本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現在卻被無數的學習場合與商業機制切割，「第一個老師漸漸淪陷了，」他憂心地說。
　王浩威形容在大量商業機制服務者照料下的孩子，很像黏黏的糯米，「糯／懦性很強」，指的是傭懶而不自律；孩童的生活是在外傭、老師的督促下完成，缺乏主動學習與自我行動的能力。就算有一天他要行動，也會對自己沒信心。
　商業機制在台灣已走向極致發展。在台中縣的華盛頓雙語小學，因應忙碌家長需求，提供「慢接」（小孩可以做完功課、吃完晚飯再回家）、「短期住宿」、「週六日留宿」等服務。一推出就吸引由北到南的許多中上階層家庭的青睞。一學期十五萬元的學費，雖然昂貴，卻反映了家長的需求。這些家長週一到週五忙於工作，恨不得二十四小時把孩子交由學校托管。「孩子回到家洗個澡就可以睡覺了，省去我們很多麻煩，學校的服務很周到，」晚上七點多，任職於環保科技儀器公司的林先生匆匆趕來，準備接兒子回家。他一聽說學校新增這項「慢接」服務，立即報名。
　二十世紀初，猶太人在以色列做了不少烏托邦的實驗，其中一項為「集體農場」（Kibbutz），負責照顧居民的小孩，大家在一起居住、生活、學習，孩子的父母也偶爾會參與過程，有點兒像現代的托育、安親班。
　集體農場的實驗讓研究者有兩種新發現。第一，這群在集體農場長大的孩子最後加入軍隊或警察的比例特別高；第二，這些人出社會、自組家庭後，都不再把孩子送到集體農場；因為這對孩子來說，似乎不是快樂的選擇。
　當孩子的生活被大量安排、缺乏自主，或許他們會有高度服從性，但也可能創意不足，也不必然快樂。
　親子專家游乾桂的想像裡，五歲的孩子像貓，應該是活潑愛鬧，現在的五歲孩子卻開始要學正經。「我們沒讓孩子演出這個年紀該有的角色，」他評價。
　這場人生進行曲是悠歌亦是悲鳴、是迭宕或變調，彷彿是每個家庭的豪賭。沒有人能確定賭注的結果，但一不小心，這場賭注會愈來愈大，讓家庭與社會陷入無止盡的瘋狂與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