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台大　高教悲歌

走進台灣最大的學術巨塔，傅鐘響起二十一聲。印象中，古銅色的吊鐘下，是學人的沉思場所，是抗議精神的地標，也是無數莘莘學子駐足留連的天堂。
傅鐘，象徵著自由學風、諤諤之士的風骨、對社會的關照、把大學貢獻於宇宙的精神。

　只是，現在的傅鐘變安靜了。雖然定時發出二十一響聲，但缺少學生佇足，沒有拿著書思辨的景象，傅鐘的鐘聲不再如以往悠揚，也早已改為電動鐘聲。
　七十八年前，台大建校時，廣袤無垠的土地上只有零星點綴的矮式紅磚瓦建築。如今華美大樓竄起，林百里的「博理」樓，挑高透明的建築豪華萬丈，富邦與國泰金控蔡家捐助的法學院新樓也準備動工。
　換上華麗新衣，豐富的似乎只是外表，大學最重要的內在卻在凋敝；「大學正處於一種精神資源的貧困，」台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痛心吶喊。
　這種貧瘠，哲學系教授最是心有戚戚。笑稱哲學系大樓是台大「貧民窟」的教授林火旺形容，每逢下大雨，三樓研究室的老師得拿著水桶接水。學術巨塔　凋敝的危機？

　大學的資源配置媚俗地迎合市場要求，有龐大企業主與工程師校友的工學院、資訊學院，因為大筆捐款挹注而華麗。文學院則破落。
　林火旺更感嘆人文凋敝，「教育是讓學生有萬全準備迎接人生，但現在卻像是職業訓練所。」
　短視、功利的職業訓練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只是建物的新舊，它還吞噬了大學的品質，造成人才優勢的流失。
　日文系二年級學生許靈均在校內刊物上以「老校長也嘆息」的標題為文，舉大一選修日文為例，因為師資不足，幾乎是一百多人共同上課，教學效果大打折扣。
　物理系、生命科學院裡，老師得到肺癌、乳癌、淋巴癌、椎間盤突出，過勞的情形在許多學院都在發生，還有老師因為壓力過大，吃安眠藥過量，住進醫院。
　此刻的台大，很難讓人與歷史裡的那個師生氣質狂狷、有著令人心醉學風的學術巨塔聯想在一起。
　台灣光復後，台大一路引領社會發展。台大農學院曾奠定台灣的農業政策；台大也培育出一連串的法、政、學術、企業的領導人。
　憑藉著「人力即國力」的信念，政府給台大的資源一直沒有少過。
　台大是全台第二大地主，僅次於台糖，土地面積達三萬四千多公頃。
　台大每年的預算約一百億元（幾乎可供養一個台東縣與二十五萬縣民）。儘管高教經費全面縮減，台大每年接受教育部及政府各單位的補助仍有八十億元之譜。納稅人平均每年補助二十五萬元給每位台大學生。
　從一無所有到一襲華麗衣裳，台大有沒有給納稅人交出好的成績？二○○四年底，英國《泰晤士報》為世界前兩百大大學排名，台灣僅有一所大學入榜，在亞洲四小龍中表現最差。
　台大排名為一○二，北京大學十七、新加坡大學十八、香港大學三十九，首爾大學（漢城大學）排名一一八，雖落後台大，但韓國卻進榜三名。而曾經同為帝國大學的東京大學則排名十二。（見一三二頁，表六）
　如果參考對台大在世界排名較有利的二○○四年「上海交通大學」評鑑，台大排名一六二名，是兩岸三地裡唯一擠進前兩百名大學；但相較下，仍落後東京大學的十四，新加坡大學的一○九名。教育經費，台灣比不上中國大陸

　台大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腳步日益蹣跚，主因之一，是政府廣設大學、學術資源被瓜分，大學師生是最大受害者。
　十年間，大學校院入學率由四成提升為八成，學校由五十八所增加為一四三所（不含專科）；學生增至三倍，從三十四萬人到去年破九十八萬名大學生。（見表一、表二）
　高教總預算增加有限，而學生則無限擴充，因而減少每位大學生的單位投資。民國八十二年，政府平均投注每位學生有二十萬五千元，現在不到十五萬，遠遠落後美國的六十萬、中國大陸的十八萬。（見一三一頁表3--1、一三○頁表四）
　經費短絀，犧牲教學品質，也間接使師生間的關係更淡薄。
　在台大，經常可以看見兩百名學生修一堂「通識課」的情景。光是印上課講義、改考卷與期末報告，「通識課」成了不少老師的夢魘。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直言，「誰敢開通識課？」
　把台大與一流的哈佛大學相比，就能知道台灣教授的工作量驚人。哈佛有三千名專任教授，學生兩萬名；而台大學生數約三萬，專任教授不到一千八百位。一位哈佛教授專注面對六位學生，每位台大教授要照顧十六名學生。台大都如此，更遑論其他大學。（見一三一頁，表3--2）
　人數過多，加上學校支持系統不足，讓原本要為學生啟發思考、傳承基礎知識的「通識課」，卻成為學生心中的「營養學分」。反觀美國州立大學以上學校，兩百人的大班課至少有三到四位博士生級助教，協助教學與討論。
　高教經費不足是大學教育跛腳的主因，但，錢，不是讓大學卓越的唯一關鍵。
　和學術巨塔外，企業家成吉思汗般地開疆拓土、全球競逐相比，台灣的大學不但封閉，也缺少競爭。巨塔內外　兩個世界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近來在一場教育研討會裡批評，「大學的管理是最鬆散的。」
　不論是行政效率或學術競爭，大學的管理跟不上時代。台大也是。
　一九九八建好的台大生命科學館，校方花大錢建造頂樓溫室，原本預計給學生做實驗，現在卻花大錢拆除。台大前總務長陳益明解釋說，是因為法令變化太快，造成溫室不合安全規定。如要符合安全使用，校方得再花四千萬。
　這樣的浪費不是個案。一位從大學讀到博士班的學生形容，「欠規劃，台大是一天到晚亂花錢。」
　在過去資源尚充足的日子裡，學生還可以看到「七位工友合砍一棵樹的奇景」。雖然昔日的浪費已在改善。
　不只行政管理鬆散，學術上，大學更缺少企業的競爭文化。
　老師只要一進入大學，就像公務員一樣，幾乎是「終身聘任」。「在〈教師法〉的保障下，除非老師作奸犯科，根本不能拿教授怎樣，」曾在美國擔任大學副校長的世新大學校長牟宗燦直言。
　法律過度保障，學校要求不高，使大學教授因教學不力或升等不過被解聘或不續聘的，屈指可數。
　學術自律最嚴格的台大，過去十年來，校方主動解聘的教授：一位。理由：性騷擾。
　美國一流大學像耶魯、麻省理工，只有三到六成教師拿得到終身職，而助理教授若在六年內未升等為副教授（副教授即具備終身職），校方會請老師走路。（見一三二頁表五）
　長期封閉的大學系統，徹底扼殺大學的進步。台灣，九成九以上的大學沒有設定助教授升等的年限；而大學裡，萬年講師、萬年副教授的情況更是見怪不怪。以台大副教授層級為例，四三四位副教授中，有超過三八％的人在十年內尚未升等為教授。

　雖然台大校方以「正教授名額有限」做解釋，但一位同時待過美國大學與台大的教授說，「不是沒名額，是沒有成果。」
　台大資管所畢業，目前服務於高科技公司的一位台大校友回憶在校六年，「看到不少老師擺明只想混日子，學生只求別被爛教授荼毒。」一灘死水　老師無力

　沒有棍子的鞭策與嚴格的評鑑制度外，大學也缺少紅蘿蔔的鼓勵。
　當中國大陸已開始學習美國，用彈性薪資激勵教授表現的同時，「不同工同酬」的古老制度還適用在台灣這群創新知識者的身上。
　物理系教授林敏聰翻開他的薪資單，薪俸外加學術研究費不到九萬元。之前，他擔任副教授時的薪水是八萬，助教授不到六萬。這份薪水比一位碩士畢業，僅有兩年工作經驗的ＩＢＭ工程師的薪水要低。
　而花了七年時間拿到博士、在七年短暫的時間內從助教授升等到正教授，又曾在兩千年拿到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的林敏聰，優異的表現並沒讓他有與工程師可以匹敵的物質生活。
　不少台灣老師常拿比台灣教授薪水高三到四倍的香港大學教授待遇做對比，抱怨台灣教授難為。但香港學術圈的制度其實是賞罰分明。
　畢業於政大新聞系，在傳播界頗具國際聲望的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系系主任李金銓，卻隔著海洋告訴台灣的教授，「香港給大錢，卻也敢要求。」
　李金銓指出，在研究上，香港要求研究型老師五年內要有五篇ＳＳＣＩ（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的期刊論文；另外，老師的升等一定得送該領域國際知名專家外審。
　有國際視野的大學生，看到鄰國學生的表現，感受深刻也無奈。
　台大研究生學會會長劉鐘仁趁著春節自助旅行，揹著行囊與手提電腦，在柬埔寨金邊湄公河畔認真回答記者寄出的問題，他說，「一流大學不是指硬體的、有形的『一流』，軟體更得『一流』。」
　劉鐘仁邊旅行邊想著政府和學校喊出一流大學的口號，他說，看到首爾大學女生學英文多溜，中日文也有基礎；東京學生揹著背包就勇闖天涯；北大學生即使搭「硬座」（最差的火車包廂）也不卑不亢。每次出國，只有一種感覺，「台大人出國變『台小』，」他嘆說。
　不少人覺得台大和多數的台灣大學生愈來愈不實事求是，而變成急功近利。匯豐汽車董事長蘇慶陽最近才碰過這樣的事。他要求一位國立大學碩士，修正一篇錯字連篇的文章，但竟被回以「不用改，只要結論對就好。」
　「大學教育再混，台灣只有自掘墳墓，」電話那頭傳來蘇慶陽不客氣地批評。
　早在一九九九年，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成員就看到台灣高教的黑暗期將來臨。那年年底，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在花蓮天祥，提出台灣應該要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內，傾全部的力量創造世界級大學。
　之後，教育部與國科會陸續推動動輒兩、三億的國家型、卓越型研究計劃，甚至最近喊出五年五百億、十年一千兩百億的口號，來彌補高教的千瘡百孔。
　結果如何？為了搶政府輔助金，不論北或南，不論大或小的大學，都自我定位為「研究型」。淡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伯璋覺得這種盲目一窩蜂的現象不可思議，因為，「連社區型大學，都說想成為台大第二。」
　就像是「蝴蝶效應」般，當亞馬遜河的蝴蝶搧動翅膀，有可能掀起密西西比河的一場風暴。政策轉向，為分輔助金而搶攻一流（研究型）大學後，也出現一波新的高教學術風暴。風暴一，學閥再起，資源投入黑洞裡。

　前北大校長、中研院院長胡適曾說，學閥沒什麼不好，只有「壞」的學閥不好。但近年高教多出的經費，卻意外地讓學閥風興起。
　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大肆批評，為了爭經費、做研究，大學與學者在校園內創造「分贓」的文化。
　既得利益者是公立大學及知名教授。
　原因是，大型研究計劃只有正教授才有資格申請。院士級或知名的資深教授，加上有著好名聲的國立大學，就成為學術資源的優勝者。（評審也多半是國內的國立大學教授，易形成小圈圈。）
　二○○三年，國內最主要研發經費來源的國科會發出的一二○億學術專案裡，有二十億給了台大，佔了六分之一；若加上交大、清大、成大三所大學，四校佔了總經費的三分之一，經費集中率相當高。
　而教育部推動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劃的一百億，最後也多集中在七所學校。
　要推動一流大學，資源集中有其必要，但目前政府審核計劃的機制，出了嚴重問題，形式掛帥，不重實質，反倒把原本就稀少的高教資源投進黑洞，成果不彰。
　台大理學院院長康明昌觀察，國家型的大計劃常是一堆個別型計劃拼湊成的，內部沒有整合。
　原本追求卓越的計劃，如今像剝洋蔥式的層層瓜分，利益分給關係者，就像包工程一樣，層層下包。
　一名大學教授以不同等級營造商形容各級教授計劃申請過程。甲種（正教授）可做一○一摩天樓，甲種拿到案，發包給乙種的一般大樓建造者、或做水電裝配的丙種營造商，「根就是這麼爛掉的，」他說。
　搶到資源的教授，雖多具有學術權威，但因後續評核的機制不足，若加上掌權者不做合理的資源分配，卓越不足、反造就學閥林立。
　一名參加教育部卓越計劃的台大教授私下表示，計劃多由圈內最年輕的老師撰寫，得標後，如兩億的計劃分成五個子計劃，每個計劃分得幾千萬。「完全不知道錢是怎麼分的，那是上層的人決定，我們不能問，也不敢問，」他不諱言。
　取得上億元經費，成效究竟如何？
　這位教授說，因為錢一層層被剝掉，很難發揮綜效，加上缺乏長期追蹤，只要在國際刊物上發表幾篇研究報告，符合量化指標，「唬唬立法院和教育部，那很簡單，但這怎麼創造國際型卓越人才？」同樣身陷台灣學術江湖玩著這個遊戲，他有著孤臣無力的感嘆。
　政大商學院院長吳思華表示，最近一篇研究論文成效的文章，已發現台灣產出論文數高、專利多，但應用性卻相當低。
　資源分配：不看實力，看地位及關係；學術成果：重形式，不重內涵。這場畸型的學術遊戲，已造成新一波的學閥林立。而且，「一旦學閥興起，就很難再下去，」交大電子物理系教授李威儀憂心。另外，教授們走火入魔寫論文，忽略教學，是另一波學術風暴。

　為了「超英趕美」，從教育部、國科會、大學，都鼓吹教授們投稿ＳＳＣＩ、ＳＣＩ等系統的國際期刊；雖然這些期刊皆以英文發表，也不見得是該領域最頂尖的刊物，但政策要求老師「土法煉鋼」。
　影響所及，「投稿的know-how（技巧）已經成為顯學，」一位政大資深教授說，連搞中國文學或台灣法學的人也要用英文寫作，留德、留法的得用英語發表，「根本是本末倒置。」
　這股追寫論文的「研究」風潮是全球性的大風吹，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李金銓說，在美英吹的三級風，到了香港、大陸成了四級風，台灣才剛開始而已。
　但量化遊戲到了台灣，卻有兩極化效果，老師不是盲目進行「生產大躍進」，忽略教學；再不然，就是全面否定國際期刊對自我能力的提升、與國際交流的重要。
　反觀大玩國際期刊量化遊戲的美國或香港少數一流大學，卻未因此顧此失彼，研究與教學同步成長。原因是大學裡有競爭的文化，除了量化指標，也有質的評量，由該領域的同儕做專業評鑑。
　台灣的做法，把知識殿堂變成庸俗的學術工廠，老師成了生產研究的長工。結果是忽略教學、遺忘學生。
　一位曾任國立大學副校長的學者指出，「一篇好論文抵不過兩篇爛文章，隨便一篇爛論文也比教書還好。」他接著說，「每個人現在都有正當理由說不教書了，反正上面不要求。」
　曾經為台灣撒下大片人才種子，大學的巨塔如今內外受挫，反像是座圍城。卓越人做不卓越事，如何卓越？

　椰林大道上，挺拔的椰子樹長得高又壯，空氣裡，飄逸著初春的杜鵑花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是台大對社會最大的價值。
　作家余秋雨曾描繪湖南深山的岳麓書院在清溪茂林間，「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
　古代的書院代表一種彈性而自由的教學方式，師生親密相處在一起，相互切磋，「對一個教學和研究機構來說，人格力量的貫注，便是一種靈魂，」余秋雨寫著。
　或許，教育形式在世紀的流轉裡，有所改變，但教育的內涵與期待，卻不因而更迭。
　在異常快速的年代、在變化無常的世界裡，台灣的希望在人才，而人才種子正撒在大學的土地上。
　高教問題嚴重，再不正視高教問題，「十年後，國家將無可用之才，」當了十二年台大校長的陳維昭提醒著。
　當卓越的人被迫都在做不卓越的事，政府能不能下定決心，大筆挹注經費？大學能不能務實區分為研究加強型、教學型、社區型等不同功能，各司其職？
　而大學能否從封閉走向開放，建立淘汰與鼓勵制度，讓老師重新燃起對教學與研究的熱情、大學回歸基本的教育初衷？沒有卓越的教學，哪來卓越的未來？
　二十一世紀的這一刻，傅鐘的聲響像暮鼓晨鐘般，一聲聲，略顯沈重……。 ■中國大陸
資本主義手法玩高教

　最近中國大陸對大學老師祭出「彈性薪資」，教授基本工資只佔待遇的三○％到四○％，其餘則以獎金為主；獎金來源是看教授接了多少研究案、寫了多少文章，做研究像在拚業績，有點走火入魔。
　不過，中國大陸對高教的大筆投資，不得不叫台灣人捏把冷汗。
　他們投注重點大學，並延攬麥可．波特與彼得．聖吉等國際級大師上課。而中國清華大學以每年一六○萬人民幣（約六四○萬元新台幣）邀請楊振寧進行國家級講座，同時提供宿舍、座車。中國教育部也與香港富商李嘉誠合作「長江學者計劃」，邀請知名學者回國任教，一年十萬美元。這是學生的受教品質嗎？

　走進台大法學院法十六教室，黑鴉鴉的一片，兩百位學生摩肩擦踵地錯身坐著，像被擠壓過的罐頭。
　一位法律系教授手舞足蹈上著課，他說，上這種大班課，一定得走動，才能吸引學生注意；但這幾年，他總是走到講台前三排就停了腳步，因為麥克風的線太短。
　三小時連珠砲地賣力演出下來，這位老師談到教學資源，無奈全寫在臉上，「你相信嗎，我要了一支無線麥克風，等了三年。」
　兩千六百元可以買到一支不錯的無線麥克風，但這位老師等了三年還沒拿到。
　這無奈與漫長等待的畫面，只是台灣高教小小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