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與在地　兩端運作

　二○二○年，全球化是毋庸置疑的趨勢。
　無重量的經濟，讓資金、人才更可以在國界間流竄，企業更加沒有國籍。
　今天，上雅虎網站查閱任何企業的財務資訊，除了總部所在地，幾乎不能確定這是「哪個國家」的公司。
　「福特或可口可樂還是美國企業嗎？西門子還是德國公司嗎？飛利浦還是荷蘭公司嗎？它們的總部還留在原來的地方，可是董事會和管理階層日益國際化，」《虛幻樂園──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作者，資深財經記者隆沃思也不免疑惑。
　在紐約用電話買今天晚上的戲票或訂明天晚上的旅館，對方聽起來像是大都會中發音不標準的外國移民，事實上電話線的另一端卻是遠在印度南部邦加洛（Bangalore）的印度女子。假如想跟她閒話兩句，她也可以跟你討論紐約當紅影集「愛莉的異想世界」的劇情。

政府貧，人民富

　甚至個人的收入，都不一定跟國家經濟成長率絕對相關。
　談起最近日本經濟的蕭條與緊張，選過東京都知事的大前研一奇怪，為什麼東京人的生活水準卻沒有改變？
　「這個面臨經濟災難的國家，在東京竟然不像八○年代的紐約或倫敦，可以看到非營利機構在街上分送食物，」他觀察道：「反而在日本，紅酒及進口礦泉水的消費量達到高紀錄水準，……當日本家庭看到他們非常想要的東西時，似乎可以很快地從宣稱中的財務危機中解脫出來。」
　儘管僵化的日本政府與企業的沒有效率，造成日本經濟成長衰退，但是日本企業與人民的資金卻早已經在九○年代，迅速透過全球資本市場，進入世界（特別是美國）最有效率的高科技、服務產業投資。日本政府窮，人民卻仍然富裕，儲蓄金名列世界前茅。
　「那些已開竅的人民和企業，就算不能從這場災難中全身而退，其遭受的損失也不大，」大前研一解釋日本的矛盾現象。
　台灣也已經快速踏上全球化的列車。
　今天，台灣當紅的明星產業：無線通訊、信託基金、保險、半導體……幾乎除了總部設在台灣之外，多半都是有外資介入的「混血企業」。遠傳電信、富邦產險、台灣高鐵、台積電等企業的高級幹部，更有不少是從世界各國吸引來的人才。
　連剛剛在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中，為「台灣」爭得十足面子的「臥虎藏龍」，都因為是不是「純台灣」作品而引起爭議。

全球化帶來的危機

　「臥虎藏龍」的演員、幕後工作者是港、台、中、美的組合之外，製片的公司更是製作人徐立功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的「聯華」與美國哥倫比亞製片合資，加上國際銀行貸款拍製而成。徐立功在得獎後承認，「臥虎藏龍」的確是個「跨國合作」的混血作品。
　二○二○年，經濟全球化會為台灣帶來更多機會。
　但是，這像八爪魚一樣向全球快速覆蓋的趨勢，對台灣未來在全球的地位有什麼危機？
　卡位「代工大國」的台灣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還握有哪些超越的機會？
　很多人已經開始思考全球化的危機。
　即使是宣稱「我的籍貫是世界」的大前研一，都在新著《看不見的新大陸》中承認，未來全球化新經濟有風險：「這塊看不見的新大陸惡化了不受抑制的資本主義暴行與苦難，」除此之外，「要進入新大陸的人，無論種族出身或性別，都必須學會特定行為方式和擁有特定的信仰，否則根本無法踏入門檻。這也代表了新大陸不如舊世界多元化」。在全球趨同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眼前最引人注目的「惡果」之一，就是國與國、人與人之間愈裂愈大的知識與「所得鴻溝」。
　新世紀富國與窮國、富人與窮人之間所得愈拉愈大的差距，變成每場「全球化會議」會場外，群聚抗議民眾的主因。
　四月下旬，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美洲自由貿易區」在加拿大魁北克的高峰會場外，三萬名示威群眾的主要憂慮，就是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將讓窮人更窮」。
　委內瑞拉總統查瑞茲就在會中不客氣指出：自一九九四年首屆美洲高峰會議以來，「我們不僅未進步，反而退步。如今貧窮更甚以往，流落街頭的孩童遠多於往昔。」
　這樣的差距在未來二十年間將更形惡化。
　根據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對未來世界的預估，今天最富有的OECD國家，與較貧窮的非OECD國家（包括台灣）所得差距為四倍，但是到二○二○年，儘管所得落後的國家極力追趕，這個差距仍維持三倍半。（表一）
　個人所得的差距在未來二十年的演變，就更戲劇性了。
　同一份報告顯示，目前最富有OECD國家國民所得，與非OECD國家國民所得間的差距是一四．五倍；二○二○年，富國與窮國人民平均個人所得的差距竟然猛然跳升到十七倍。（表二）

企業、個人影響力日增

　在全球化經營的市場中，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與個人的影響力，也將凌越政府與國家。
　根據二○○一年四月倫敦《泰晤士報》的調查，全球十大首富的財富規模，每個人都遠遠大過全球二百多個國家一年的國民生產毛額（GNP)。（表三）
　儘管經歷網路泡沫，全球首富的頭銜被華馬特百貨（Wal-mart）總裁山姆．華頓搶去，但是排名第二的比爾．蓋茲個人財富，仍然超過紐西蘭、阿拉伯大公國及捷克一九九九年的國民生產毛額。跟全球各國相比，蓋茲一個人的財富就相當於排名四六的國家經濟規模。這些「個人」對世界許多「國家」的經濟，都握有決定性的影響。
　企業的影響力也在增加中。
　《虛幻樂園》一書把企業與國家並列排名的「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中，名單中一半以上是企業（五十一個）。
　「全球兩百家最大的企業，控制了全球二八％以上的經濟活動。這些企業龐大的規模，使他們能主宰供應商和員工的日常作業與生活，除了最極權的國家之外，這是政府不可能做到的，」作者隆沃思指出。可見「富可敵國」的企業與個人，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顯然已經超過國家、政府。
　同樣的現象，台灣也正經歷。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台灣人民最富有的五分之一與最貧窮五分之一間的所得差距，在一九八一年為四．二一倍，一九九一年增加為四．九七倍，而一九九八年再提高為五．五一倍。
　而且根據《工商時報》的報導，光是台北市，身價超過十億的富人約六千人，其中有一半是科技新貴。他們即使在不景氣中，也買得起億元以上的豪宅、百萬以上的名車。
　這些科技新貴的企業，享有投資抵減、五年免稅等所得優惠之外，而且從近年薪資成長率遠低於經濟成長率的數字看來，薪資已非科技產業員工的主要收入，股票分紅才是他們的財富來源，因此他們也享有證所稅免稅的優惠。

跳出贏家的思考邏輯

　二○二○年，急著進入知識經濟的台灣，這些科技新貴將吸收更多的國家、社會資源，拉大台灣的所得差距。
　事實上，主導未來二十年的全球化知識經濟，的確是「贏家」的世界。
　麥可•喬丹的籃球賽節目，收視率超越其他每個國家明星隊的比賽；好萊塢電影的威脅，已經讓每年法國的坎城影展變成美國以外國家「另類電影」彼此相濡以沫的大本營。
　連台灣的「贏家」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都不得不提醒台灣決策者不要只用「贏者圈」（winner circle）的處境思考全國經濟面臨的危機。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者梭羅，就在《知識經濟時代》書中，解釋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均的原因之一，是「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老闆可以不分東南西北地尋找最廉價的勞工，個人薪資高低，不是取決於他們居住的地方，而是個人的專業技術。」而新技術層出不窮的知識經濟中，「只有最高技術水準的人，實質工資才會增加。」
　二○二○年，台灣在全球化的競賽中，是不是有機會成為「贏家」之一？個人又怎樣才能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成為「贏家」？到底成為贏家的條件為何？
　在描繪下個世紀競爭規則的新書《看不見的新大陸》中，大前研一分析在無重量、看不見的新大陸贏家的條件指出，未來國與國間所得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誰掌握了「知識平台」──全球都必須跟隨而發展新產品、新服務的標準、規格。英文、美金、視窗都是重要的知識平台。
　美國經濟在二十世紀末的突然起飛，就跟它掌握了全球都必須跟隨的語言、貨幣以及科技工具相關。而晚近崛起特別快速的後進國中，也以可以支援美國高科技公司下班後繼續工作的印度、愛爾蘭等英語系國家為主。不僅生產全球適用的英文軟體產品，更分別成為美國、歐陸提供全球服務的「電話服務中心」（call center）。顯現「知識鴻溝」，對未來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所得鴻溝」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在看不見的新大陸上支配人們生活的的平台很多，英文、數位影音光碟（DVD等的標準）、電信通訊（3G等標準）以及視窗都是，若無法掌控一種或更多的主要平台，根本難以發展有利可圖的事業，」大前研一指出。

知識平台vs.知識鴻溝

　只要搶到平台，就有條件吸引全球最佳的人才，協助未來的窮國翻身。去年，以往貧窮的愛爾蘭經濟成長率達11％，個人所得成長率更高達10％，在歐洲創下紀錄。即使今年受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經濟成長率仍將維持7.5％，這樣的表現讓以往專進口外勞的德國人，紛紛到愛爾蘭擔任「外勞」，負責電話服務中心的德語服務。
　二○二○年，台灣是不是能儘快搶建自己的「知識平台」，縮小台灣與擁有「平台」國家間的「知識鴻溝」，將是決定台灣未來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定位，以及國民所得能否快速提升的關鍵。
　目前為止，慣於擔任世界品牌廠商代工（代工製造、設計）的台灣企業，還是習慣用別人的技術標準、規格生產，辛苦賺得的利潤必須每年給付大筆專利權利金。
　以最近轟動一時的光碟片（CD-R）產業為例。台灣光碟片產量佔全球的八成，但關鍵技術卻握在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三家廠商手中。因此，即使台灣的錸德、中環穩坐全球第一、第二光碟片廠商，卻需要給付光碟片「平台」的專利權利金。以曾遭公平會警告的飛利浦來說，向台灣光碟片廠商收取的權利金，竟佔光碟片出廠價的25∼33％，身為代工者的台灣廠商，扣除其他成本，幾乎沒有利潤。所以廠商急急向公平會提出申訴，對飛利浦施壓降價。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經建會在五月份特別提出警告：面對知識經濟時代來臨，台灣產業未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專利認知的普遍不足。因此，國內高科技廠商頻頻遭到國際大廠追索權利金。除了光碟片，還有監視器、半導體、DRAM、LCD、DVD等台灣的關鍵輸出產品。「由於追索的企業眾多，及被追索的金額相當高，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趨勢造成重大不利的影響，」經建會出版的《國際情勢週報》警告。
　除此之外，台積電資深副總經理暨法務長陳國慈，更在去年底「全國法律科技研討會」中警告：「未來外商智財專利權利金將愈調愈高，甚至不賣給台灣廠商，目的在逼迫台商離開市場。」

縮短數位差距

　雖然已經有不少先進的電子廠商，已經開始積極累積自己的「專利庫」，讓台灣在美國申請專利的件數排名躍升全球第四，超越韓國、新加坡，但「台灣與世界的知識鴻溝還是很大，」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主任劉尚志慨嘆。
　台灣與先進國間知識競爭力的差距，是未來二十年台灣與世界所得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為了增強國民的知識競爭力，各國政府最新的口號都是提升國民運用科技的能力，企圖縮短自己與別人的「數位差距」。但顯然效果有限。根據OECD最新的數字明白顯示，從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這段知識經濟快速膨脹期間，各國間的數位鴻溝改善有限。（表四）
　在全球化競爭中政府能力愈來愈受限的狀況下，企業與個人已經不耐煩而嘗試自己解決問題。
　每年在瑞士滑雪勝地達弗市（Davos），集合全球大企業CEO、首富、高級專業人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就在今年一月會議中，集中火力分七個子題專門討論如何縮短全球所得、知識鴻溝的問題。
　「唯有企業加入才可能加速問題的解決，」皚皚白雪、車馬衣裘間，惠普科技總裁菲奧莉娜仍然指出，如果不快速解決愈來愈大的所得差距，對社會安寧是很大的威脅。
　台灣是否可以在這波全球化的知識擴張中搶到一席之地，進而大幅改善國民所得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將視台灣是否可以加速增加知識競爭力。
　「成長不光是為了改善生活水準，買更多東西，或花更多錢在教育╱健康上而已。成長也是一種權力的展示，它是改變世界排序規則的關鍵，」英國《守望報》金融版主編麥克瑞在著作《二○二○的世界》（The World in 2020）中，用政經觀點說明全球都在追求的目標。
　在企業跨越國界，吸取全球資源、進行全球佈局的同時，台灣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迎面而來的全球化危機？
　是否已經準備好抓住快速縮小差距的階梯？政府或企業是否準備好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中扮演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