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夢迢迢

十年前，台灣就提出金融中心之議，十年後，仍喊著相同的口號，但若不能將金融法令與硬體設施做全面的整合，下一個十年，金融中心恐怕還停留在夢想的階段。
宏碁碁電腦三年前併購Altos時，須在美國的證管會規定的一個月期限內籌足八千萬美元，儘管台灣向來有高額外匯存底，宏碁卻沒在國內辦理美元貸款，反經由外商銀行，在香港三個星期內籌足八千萬美元聯貸。
時間是關鍵。「本國銀行能否在一個月內做出來？還得向中央銀行申請核准，這都是考量的因素，」宏碁財務副總經理彭錦彬坐在狹小的會議室裡，背後是宏碁全球現金流量管理手冊。
一直被視為我國金融國際化指標的台北境外金融中心，經過十年慘澹經營，到去年十一月底參與的銀行只有三十八家，全部資產二百六十四億美元，只及新加坡亞元市場的十四分之一，連金融局都自承「成效不好」。
不能提供金融產品，是境外金融中心發展不起來的主因。

構想與行動落差

「我們都是透過新加坡市場作調度，」負責永豐餘財務管理的執行副總經理黃宗仁一言以蔽之。
金融中心的構想可以追溯十年，當初孫運璿當行政院長時，由財政部長徐立德帶頭推動，目標之一是要取代九七以後的香港。隨著內閣更迭頻仍，外匯存底快速累積，貿易量進軍世界第十四位，構想與行動之間的落差也快速拉大。當政府振興經濟方案中又把金融中心列入時，「如果台北要成為金融中心，那真是個遙不可及的夢，」一位本國銀行境外金融中心的主管毫不思索地指出。
政府管得太緊，行政效率太差，法令不合時宜，是「金融中心」變成口號的真正原因，就像政府各項建設推動不前的一個金融版本。
負責掌管我國外匯政策的中央銀行與規劃金融藍圖的財政部，在發展金融中心這個題目上面，一直是眾矢之的。
央行管得太緊是我們金融市場小而封閉的根本原因。據金融局的看法，「外匯市場欠靈活，不夠尊重國際慣例：我國對外匯市場之干預方式，外匯進出仍有許多限制，尤其對資本交易仍有管制，降低外人對我整體金融水準之評價」是妨礙我國發展區域金融中心的第一原因。
央行向來不希望匯率變動，以免增加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經常干預市場。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指出，我們有出口導向的製造業，新加坡、香港沒有。前年初放寬外資進入到二十五億美元時，新台幣一度升到二四•五一兌一美元，「我們就必須讓外資流入慢下來，不能摧毀國內的製造業。」一位央行官員坦承，多年來表面上我們的外匯市場雖然是浮動匯率，但實際上猶如固定匯率。因此，國際金融業務，很難在我們市場上看到。像早在各地金融中心已經成熟、為因應利率變動而衍生的避險產品──利率換匯（Interest Swap），一直到去年十一月才准一家外商銀行操作。

進出不易

另外一方面，又怕外資流入套利，造成金融不穩，長久以來對於資金流動一直是管制，雖然目前已開放個人五百萬美元以下可以自由出入，「但是對一個動輒以千萬計的國際資金管理而言，簡直小得不得了，」一位曾在東京外匯市場工作一年的外商銀行主管指出，「如果資金進出不便，那麼誰會進來？」。
發展區域金融中心是漸進的，不是要取代新加坡、香港，是與其相輔。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毫不客氣的指出，我們不能把金融中心當孤立的議題來看，「我們過去幾年已經做了很多、很好。我們的開放是民國七十五年的事，與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新加坡的四十多年的歷史不同，要從歷史看，」他再三重複指出。
如果根據金融中心是一個資金供給與需求的交易所在，央行現行對於「價」──匯率、「量」──資金出入都管的情形下，天生就限制了市場的發展性，更別談如何吸引國際金融機構前來共襄盛舉，一位財政部金融局官員招認。
外商銀行的利潤壓力很大，「看金融中心，就是一點：是否有利可圖，」法商巴黎銀行總經理華伯樂指出，在台灣設立一個分行，只需要三百萬美元的營運資金，比亞洲很多地區都便宜，但是目前台北的外商銀行只有三十多家，比新加坡的兩百家少得多，主要是因為管制太多，業務有限，多半是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台灣的客戶如果需要國際金融業務，就得經由本地外商銀行轉到香港或新加坡等海外據點。
曾經在香港和新加坡都待過的華伯樂指出，巴黎銀行在香港分行十週年的時候有六百人，在新加坡分行十週年時有四百五十人，台北分行也剛滿十年，卻不到一百名。原因很簡單，業務量就是這麼大，就只需要這麼多人。

管得緊

事實上，「管得緊」是長期金融管制上衍生的金融管理精神，不只中央銀行，財政部所轄的金融行政、證券市場都有類似的情形。
例如財政部已經同意銀行可以參與貨幣市場買賣短期票券的業務，但是各別銀行如果要做，還是要逐案辦理申請，增加行政手續。更有許多在國外早已普及成熟的金融服務產品，如電話轉帳，或是與企業間建立電腦聯線的電子銀行，在我們國內由於屬於「新種產品」，一定要申請核准，等待時間二、三個月是正常、六個月也不嫌慢。
而現有的證券市場上許多法規綁手綁腳也俯拾皆是。像最近一家上市公司在國外發行歐洲債券，由於我們現有法令不准海外債券轉換成國內股票的規定，降低國外投資者的選擇機會，使得這次上市公司的發行利率提高二個百分點，徒然增加業者成本。
「管得緊」的原則，不只管掉外來金融機構的參與，也提高了國內國際化程度，漸增業者的財務成本。他們需要的很多金融避險或籌措資金的工具，必須透過成立子公司到香港與新加坡操作運用。
真正要管制的目的是否達成，即是一個問號。一位金融界官員指出，過去幾年資金流向大陸，這已經顯示出匯率、資金的流動涉及經濟總體面，是投資環境的問題，管制起不了作用的。又如前年與去年英鎊與法國法郎在國際匯市上大幅變動，就非英格蘭銀行或法國中央銀行所能掌握，而是反映出國家經濟體本身的弱勢。事實上，民間已經走在政府前面，他們最知道自己的需求何在，一位經建會的高級首長就明白指出。
在世界各地國際金融中心市場的發展可以看出，國內金融市場的水準，常可反映國際金融市場的表現。沒有健全活潑的國內市場，少有可以成為健全的國際金融市場。
但是目前國內金融市場組織上首先就出了問題，以公營事業為主體的銀行體系，在運作上不能產生「利潤導向」，主動積極提供現代化金融服務的品質。「境外金融發展不起來的一個原因，就是公營銀行行員不願主動參與，怕賠了錢還要記過；多做多錯，結果便是不做，」一位國家行庫的境外金融中心主管承認。
「金融國際化的首要在於建立自由化的法律與制度措施，以及符合國際慣例的遊戲規則，」一位多次參與銀行法修正的金融官員指出，但是由於行政效率太差以及不適宜的法令結構，使得我國整體金融體系架構未能建立，對發展成金融中心有著嚴酷的打擊。
目前國內的金融市場結構中，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乃至於規劃中的期貨市場，「在金融管理上是分割成塊狀，」證管會主任委員戴立寧指出，不但協調不易、管理困難，對市場的機能也有負面的影響。
像目前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是按交易工具發行期間在一年以下的短期票券，都屬貨幣市場，由財政部金融局與央行主管。一年期以上的公債、公司債就劃歸證券市場，由證管會主管。
但事實上，一年期以上公債與公司債在實際交易中，又可以「附買回」（指定在一定天期內買回）的方式在市場中作短期操作，但是卻又不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管理下，像公司債就不能在公開市場操作中買賣。
又如研擬中的期貨市場，是財政部證管會的業務管理範圍。很多是利率與匯率變動避險、套利的工具，這又涉及到外匯市場與中央銀行的業務職權。不但重複之處甚多，當今的組織制度又出現協調不易的挑戰。
在講求多元整合與流動性的國際金融市場與各有所屬的管理機構，還造成法令制度欠缺邏輯性的困擾。目前引起爭議很大的企業發行無擔保短期票券，金融局擬定不得超過企業淨值的二分之一，限制企業透過貨幣市場擴張信用。但是另一方面，正在研擬修正的證券交易法又放寬企業發行公司債的額度為淨值的二○○％，以鼓勵上市公司透過資本市場籌措長期資金。「其實就風險而言，長期要比短期來得高；實在看不出金融主管的修法邏輯，」永豐餘副總黃宗仁在一個企業理財的研討會中分析。
組織間各部門協調性差，現今財政部與中央銀行雙頭馬車的金融管理根本影響金融體系發展。在建立金融中心的方向與速度上就無法看到共識與藍圖。像財政部明顯的站在加速放寬資金進出的立場，財政部次長張昌邦就表示「我們怎麼能等？」而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則一再強調，我們發展得很好，「金融的事一定要慢慢來，談自由化一定要慎重、保守、穩健、三思而行、五思而行。」
金融中心就是一個國際化、自由化的體現，主管機關第一個要做的是心態上要層層解嚴。一位財政部高級官員指出，「自由化喊太久，但是總放不下身段，」那有資金是可以管得住，你管正面，它就從後面流，資金像水，一定是利之所趨，只有打開，水活了，有進有出，市場才會做大。

民間的需要

而且現有的趨勢是資訊與電訊的發達，資金已經不分國界了，重要的是主管機關管理能力的考驗。
「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是國際化的過程與基調，」金融局長陳木在指出，其實以我國目前經濟的規模與企業國際化的程度，我們金融國際化與所建立之亞太區域金融中心都有其需要。
以年營業額新台幣四百億（約十七億美元）的宏碁電腦，就與主要往來的外商銀行電腦連線，作資金流量的資訊整合，以為有效資金運用。宏碁目前在世界各地分支機構的營業，就有十幾種外幣交易，各種因應外幣兌換與利率變動等避險的金融產品都是必要。
如果能就近在台北總公司操作，可以省掉許多成本。但是目前因為國內外匯市場沒有這些業務，只好到香港設立子公司，可以透過子公司與外商銀行在當地操作。
事實上，有這種需求的業者不在少數。根據荷蘭銀行財務金融部副總經理經天瑞指出，他們一年就有三十幾場研討會，專門提供國內企業金融產品各類需求。
根據統計，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廠商一、二萬家（包括去大陸），再加上龐大的對外貿易數額，已經構成基本市場的需求。但是我們國際金融規模，卻遠遠落在新加坡與香港之後，如果就正面樂觀的看法，我們仍有發展潛力，問題就在於主管當局能否痛下決心，徹底整合，建立制度。
其實建立一個區域金融中心對我們的挑戰不亞於六年國建，都是大工程，中國商業銀行財務金融部經理陳李筑指出。不但金融法令要整合，就連硬體如電訊、外人出入境等都要經由各部門的整合，這涉及政府行政效率的大問題。
就算把金融服務業視為策略產業，對國民所得的加值而言，也有正面的意義。以新加坡為例，一九九二年金融服務業對國內生產毛額的加值貢獻高達二四％，是各類產業之首，單就金融業的部份也近一成。

露出一絲生機

負責振興經濟方案「資金出入有關法規專案小組」召集人財政部次長張昌邦一再強調，政府這次建立金融中心的決心，並指出目前已挑出二十幾種待修的資本市場法規；財政部金融局在「我國金融國際化與發展區域金融中心的策略與作法」的報告中，也初步整理出厚達十一頁的執行計劃表，險露出開放誠意，替已成口號的金融中心增加一絲生機。
但是時間是公平的、也是無情的，當我們十年前提出金融中心之議時，新加坡才剛取消外匯管制，初建亞元市場。但是十年後，香港與新加坡已經把台北遠遠拋在後頭，而我們重溫區域金融中心之夢的同時，隔海的上海正虎視眈眈，台北會落在上海之前或之後？前有來者，後有追兵，就得看金融當局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