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五年次的我算是新生代,接觸政治的年齡正好是解嚴前後,農工學運澎湃時期,那時的活動特性是充滿戰鬥氣息,而不是壓抑緊張或妥協。
在我的觀念中,對付國民黨,要他主動放棄既得利益並不可能,一定要逼他談判,展現力量讓他害怕。因此,我不能在你的體制內與你玩遊戲,超越對手經驗,對我才有利,他的節奏亂了,才有重組的機會。
在立法院,陳水扁是一個與助理配合很高的立委。我們經常溝通,你知道他要什麼,他使你覺得提出的案子可行,也信任你考慮的方向。
坦白說,挖弊案並不是我們最愛,因為它常掩蓋助理其他的努力成果。但是在立法院,委員的意見除非大多數委員接受,否則行政部門既定政策很難變動。委員個人意見能否被行政部門接受,又完全看行政部門,結果導致委員的影響力只有透過媒體來發揮。媒體雖然喜歡批評立委抓弊案,但是他們對立委舉發的弊案常大幅報導,結果助理花兩個月研究法案所換得的掌聲,不如花兩天舉發弊案。而且,立委畢竟需要舞台,沒有掌聲的地方,他不願意去。助理能做的就是去創造議題,引起風潮。
今天的台灣,很多問題已經是選擇題,立委也面臨專業分工。不夠專業,根本找不出問題。譬如說,過去,你抗爭的對象只有國民黨,今天,你鬥爭的對象還包括其他的黨,抗爭的階層可能是資本家。你的抗爭對象、戰場全變了。尤其民進黨馬上面臨參與資源分配的問題,只要涉及資源分配,馬上面臨角色與立場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反對運動的瓶頸,也是立委助理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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