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率．高風險社會來臨 — 壯年遊民急速增加

最近許多人的日子都特別難過。
　就好像得了瘟疫一樣，「無預警裁員」一下子蔓延開來，衝擊同樣毫無預警的社會大眾。
　僅僅將曝光較多的裁員事件列一張清單，就夠嚇人了：明日報、宏電腦、倫飛、東元資訊……。
　然而，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幾年前，電腦業者外移的準備就在鴨子划水了。「海外廠拼命蓋，人員派到海外；留在台灣的編制用各種方式縮編，任何一個叫得出名字的廠都這樣幹，」一位公司外移之後，幸運轉到半導體業的業務員說。他之前工作的知名廠商，藉著九二一地震廠房受損之便資遣員工，一下子從1200人裁到只剩200人，並沒有引起社會太大的關注。
　外移的產業，從傳統產業擴大到「高科技」電子製造業。失業者的面貌，也從中高齡、低技術的體力工，蔓延到作業員、工程師、助理小姐，甚至高階主管。
失業範圍全面擴大
「失業不僅僅只是失業而已，也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快要退休的西門就業服務站站長單世堯在狹小的辦公室中說，「老人的就醫、就養怎麼辦？小孩的就學怎麼辦？」
　業界外移、國際化的腳步是無法停止的。但是外移撕裂了社會連帶，「社會反撲」就以各種形式紛沓而至。一起又一起的自殺風潮，造成人心惶惶；負債累累的兒子為了詐領保險金，殺死老爸；失業漢鋌而走險，行搶超商，打劫路人。
　在全球化、大幅運用資訊科技的「新經濟」當中，市場銷售的冷熱，往往立即反映到最上游的製造商，幾乎是同步地進行產銷、庫存的調整。譬如上月雅虎、英特爾、思科一發布獲利警訊，就分別立即裁減數千名員工。台灣顯然也走上這條道路。
　果真如此，未來失業者的面貌，就不一定局限在某個年齡、教育與技術程度（如中高齡的勞工），「失業的可能性會全面擴散出去，」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忠吉認為。
　因為未來產品的週期更短，市場的變化、技術的更新愈來愈快。「企業終身雇用一個員工，需要不斷做在職訓練，花費成本高，」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郭吉一分析，「不如解聘舊人，重新招募新人。」
　吳忠吉也認為，未來企業的需求型態將是套裝、而非單一的，人力派遣與外包大行其道，「有事向外買人才就好了，雇傭關係逐漸轉成承攬關係。」因此，每個員工包括老闆，都要有不斷換工作的心理準備。
　未來的工作人，為了要「成為組織的競爭優勢，而不是累贅」，必須不斷進修—工作—再進修，努力保持自己作為「商品」的附加價值。
　在吳忠吉的描述中，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經濟，也是一個高風險、高殘酷的社會。
　以歐、美與日本為鑑，社會逐漸分化成一小撮極高薪、以全球為家的專業人士，以及大部份被社會排斥的邊緣人。「高級勞力供不應求，低級勞力供過於求，中間的那一層則逐漸往下掉，正在消失當中，」吳忠吉說。
　譬如，全球最繁華的大都會中，遊民的數目都在急速增加。根據紐約市政府的估計，紐約市每晚光是到收容所尋求庇護的人，就高達二萬五千人，是八○年代至今的最高紀錄，這還不包括露宿街頭的人。日本大阪公園內，到處是遊民搭蓋的帳棚，蔚為奇觀，甚至吸引《紐約時報》整版的深度報導。
　報導中最後說：「日本人深信所有國民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但是如今此一信仰動搖了。」但搖搖欲墜的，又豈只是日本的中產階級呢？
　歐、美已經蔚然成風的潮流，台灣正邁向開端。
所得差距持續擴大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台灣家庭所得最低的20％與最高的20％之間的差距，就逐漸拉大，而且速度愈來愈快。
　如果將家庭所得從最高排到最低，依序分為五等份，收入最低的20％與次低的20％家庭，近十年來所得遞減的幅度最大；中間的40％維持不變，所得最高的20％則在持續上揚。
　一九八二年，最高與最低之間差距4.29倍，到了八十八年，擴大為5.5倍。
　如果趨勢不變，未來中間40％家庭的所得，是否還能保持不墜？值得觀察。
　所有研究遊民的專家也都同意，在台北市，因為長期失業而成為遊民的人數，正悄悄增加中。
　在深夜的台北火車站地下候車室，水泥地上躺著一排排無家可歸的人，其中許多是三十至四十歲的壯年男子。他們白天在附近閒蕩，撿拾旅客吃剩的食物，以及旅客遺留的報紙，從裡面的分類廣告中尋找工作機會。
「這些人大多因為中南部失業太嚴重，來台北碰運氣，資源用光了，又沒臉回家，就變成街頭遊民，」台北市社會局唯一一位服務遊民的社工員楊運生分析。
　追溯失業的深層因由，其實是「人的訓練，跟不上產業變遷的速度，」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所研究員辛炳隆說。
產業只顧成長，不顧就業
然而，台灣過去在追求高經濟成長時，從來沒有在「勞力結構」與「產業結構」兩者之間，嘗試做一點平衡；台灣的產業政策，從來就是只顧「成長」，不顧「就業」。
　回顧這段錯誤的歷史，民國七十五年之前，台灣的傳統產業（包括民生工業與石化工業）就出現衰退的徵兆，失業率曾經逼近3％。
　但是，當時政府並未積極介入，從教育、產業、勞工、社會福利等各種方向預作規劃，未雨綢繆。
　反倒是隔一年之後，台幣對美元緩步升值，累積的大量外匯變成熱錢湧入，炒股票與房地產。當時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台灣錢，淹腳目」。
　「結構性失業」、「產業失衡」的隱憂，被瘋狂投機的台灣社會拋諸腦後。大家樂、鴻源事件都在彼時發生，不僅社會風氣丕變，也種下後來金融體系敗壞的惡因。
　資訊業此時逐步興起，似乎恰好彌補產業轉型的空窗期，一時間絕大部份的社會資源，從股市游資到政府的各種租稅優惠，通通傾注到資訊產業之中。
　資訊業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但雇用國內大部份勞動力的傳統產業，卻在缺錢、缺人才、缺技術的困境中，只能外移或等死。
　直到最近，不但傳統產業坐以待斃，連資訊產業也開始外移時，社會才驚覺失業的嚴重性，但是問題已經沈痾難解。
　「我們一直天真的相信，高成長會自動帶來高就業，」台北縣副縣長、著名社會福利學者林萬億說，「結果是，昨天的高成長，以今天的經濟失衡為代價。」
　林萬億認為，亡羊補牢之道，唯有讓產業、教育、勞工、社會福利等等政策同步發展，相互整合，才不會「即使現在將經濟搞活了，下一階段社會又跟不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台灣的社會安全網，處處都是破洞。
　譬如教育，台灣「開這麼多大學，也不管學生出去有沒有工作，」林萬億批評。況且，這幾年經濟轉變這麼快，「學校老師有能力教社會需要的東西嗎？」中經院研究員辛炳隆質疑。
　這次失業潮，讓南部許多高中、高職學生付不出學費，因而輟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就有數名這樣的學生。該校一位老師感嘆，以前台灣最引以自傲的，就是教育機會均等，讓社會有較高的流動性。「我真擔心，以後窮人的子女，都被擠壓到底層去，」她說。
　安全網要做到怎樣的程度才夠，牽涉到國家整體發展的辯論。
　台灣應該走重視自由競爭的美式資本主義，還是走重視社會安全的歐式資本主義，一直是低度辯論的議題。
　林萬億從他在美國留學的經驗，提供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
　「美國貧富差距懸殊，還能維持強大國力，有她特殊的條件，台灣很難做到，」他認為。
不同階層彼此交錯
條件之一，就是地理上的開闊廣袤。在美國開車不小心闖進貧民窟，可能半小時出不來。但是，車子駛離之後，也可以拋得遠遠的，眼不見為淨。
　在空間上，高級住宅區與貧民窟隔得清清楚楚，形同兩個永無交集的世界。許多有錢的美國白人，一輩子沒踏入過貧民窟。
　雖然貧富差距懸殊，但空間的區隔與距離，讓社會秩序勉強維持。
　相形之下，台灣社會太擁擠了。人與人摩肩擦踵，資訊快速傳遞。一群人的沈淪，很難不影響另一群人。
　有一天，林萬億在街頭正好觀察到以下的故事。
　一位父親帶著小兒子在來來飯店旁洗車賺錢。一輛黑頭車開來，大老闆下車走進來來飯店吃兩千元的高級餐；司機下車去旁邊餐館吃兩百元的便飯；父子兩人洗完車後，去路邊攤吃60元的麵。
　在台灣，這三種命運都重疊在同一個空間發生，讓人無法不比較其中的差異。小兒子感到心中的無名怨氣，順手拿起銅板就刮壞附近汽車的烤漆……。
　我們是否有足夠的遠見，足以看見並預防日後的社會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