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研院．資策會搭上變身列車

推動國內產業升級的兩大重量級機構――工研院與資策會，最近，不約而同都正經歷成立以來最劇烈的變革。
　新上任的資策會執行長林逢慶，累到嘴角發炎。「忙、忙、忙，」他苦笑。「我腦袋裡充滿了一大堆問題，」在台大資工系當了二十一年教授，不改學者本色，林逢慶直率地說。
　林逢慶面對的，是資策會前所未有的大換血。不僅長期領軍資策會的政界大老王昭明、老將果芸退下，分別由前台灣惠普董事長黃河明與林逢慶接任董事長與執行長，董監事成員更換進三分之一的年輕新面孔。
　同時期，一場寧靜革命正在新竹的工研院達到高峰。要徹底翻新工研院的推手不是別人，卻是向來作風溫和漸進的院長史欽泰。
　七月二十六日，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開幕，這是今年成立的第四個服務中心。八年沒成立新單位的工研院，從去年七月催生「生物醫學工程中心」開始，架構就不斷發生變動。這還不過是看得見的改變，看不見的是，未來六千人的龐大組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員工會因此調整工作。
　最近大半時間都花在說明理念上，談起想法，史欽泰的語氣平靜，卻很堅決。「工研院一定要走在轉變前面，不能落後，」他強調。「組織改變，工研院才能飛起來。」
　兩大財團法人成立都逾二十年，現在卻同時搭上變身列車。為什麼？
　從歷史上看，過去工研院與資策會擔任產業火車頭的角色毋庸置疑。尤其是工研院，不僅帶頭建立積體電路工業，更協助造就台灣成為全球個人電腦的製造王國。

昔日成功　今日變革


　宏電腦董事長施振榮還記得，一九八二年，他參觀Comdex展覽，見到康柏推出第一台相容性個人電腦，興奮不已。「回來馬上就找工研院一起做，」施振榮回憶，「當時根本沒想到，這項合作後來變成整個產業發展的基礎。」
　然而，昔日的成功經驗，卻是引動今日變革的壓力。當企業能力愈來愈強，又有全球競爭不斷淬煉體質，研究機構原來與業界相互提攜的關係，日漸轉成競爭與衝突。
　比起工研院，這種爭議在資策會身上又倍加激烈。雖然資策會培養不少人才，但不論是承接政府資訊化工程，或是衍生公司，資策會始終讓外界有「與民爭利」的疑慮。大量辦理推廣教育，又加深資策會對外「超大型補習班」的印象。
　國內軟體產業不如硬體產業形成氣候，更讓業界質疑資策會的功能。「到底資策會要做什麼？」一位業者語氣尖銳地說，「產業早就跑到前面去了。」
　產業今昔改觀，連帶牽動政策面。在緊縮財政下，研究機構財團法人的轉型被一再討論。「只有一句話，」經濟部工業局局長施顏祥明白地說，「產業在變，環境在變，它們自己要調整定位，政府資源只會愈來愈少。」
　政府與企業同時指向研究機構必須升級，「光憑一紙行政院成立決議是沒用的，沒有人會從歷史中證明你有存在價值，」資策會副執行長黃台陽說，危機意識溢於言表。
　目前，工研院與資策會仍是政府科技專案主要執行機構。即使業界科專比例逐年提高，每年它們還要承接國家數十億研發預算。兩大財團法人動向，依舊是牽動未來產業發展的焦點。
　更重要的，各界仍然期盼工研院與資策會未來持續扮演「產業搖籃」的角色。「其他國家很少有這種單位，」政大科管所教授溫肇東說，台灣經驗提供不少國家借鏡。
　作為龍頭的工研院，自發自覺也早。在員工眼中，史欽泰平易近人，卻從不是強勢院長，這次他的堅持讓許多人大感意外。選擇大刀闊斧改革，除了深刻體認組織是進步停滯的癥結，「院長上任六年，有信心了，加上經營團隊有默契，夠成熟，」工研院航太中心主任林渝寰一旁觀察。
　所以早在前年十一月，史欽泰就授權林渝寰負責規劃起草。再經過深思熟慮三個月，去年七月起，史欽泰開始正式推動工研院再造。

再造工研院


　簡單說，整個工研院再造運動的精神就是「用顧客眼光來看每件事合不合理，」林渝寰指出。工研院的顧客，就是企業。
　史欽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本位主義。因為企業未來需要高度整合的技術，各所之間就不應該涇渭分明。過去每個所有各自的行政，常發生重複研發。「一樣產品，這裡叫書寫器，那裡叫筆，」一位中階主管戲謔說。現在十二個研究單位被分成五大領域，一起接科專，為的就是解決內部競爭與整合資源的問題。
　不只如此，科技產業動作快，研究機構也要機動配合趨勢，預做準備。
　因此，工研院內出現前所未有的任務編組設計。比如今年新設的「系統晶片技術中心」，就集結電子、電通、光電三所的ＩＣ設計高手。生醫工程中心的組成更來自五個單位。
　新的架構同時採用「共享服務中心」的概念，總和原先散居各所的管理、資訊部門。一方面縮短流程，提高效率，同時也回應外界對工研院要更「前瞻、創新」的要求。
　換句話說，各所的任務變得單純了，不管營運，「好專心開發技術，」林渝寰說明想法。
　史欽泰又延攬前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王弓，擔任「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主任。這是「產業技術資訊服務計劃」（ＩＴＩＳ）的擴大，「目的是成為亞太一流智庫，」王弓指出。
　要推促一個歷史悠久的機構改變，絕非易事。尤其要打破疆域，牽涉到權力與資源重分配。比如，「所長從總經理變成實驗室主任，」一位主管生動譬喻。現在院內就有兩位所長出缺。
　即使抗拒難免，史欽泰不改決心。他先與主管一對一溝通，再由上而下，組成各種推動變革的團隊。以十五項流程改造來說，參與員工就包括一百七十位。
　他甚至直接面對基層員工提問「我們做錯了嗎？」的尖銳質疑。
　「一開始百思不解，」一位行政中階主管說。但他現在已了解變革勢在必行。他笑著說，工研院的主管都住在新竹光明新村，「大家都是街坊鄰居，很容易達成共識。」
　不經歷陣痛，「工研院長期不會有競爭力，」史欽泰確定地說。

重新出發


　相較於工研院再造正如火如荼進行，新經營團隊底定後，資策會內部也蔓延亟欲求新求變的氣氛。
　「改變、改變、改變，」資策會副執行長黃台陽一連重複了三次。趁著新人新政，「這是重新出發的大好機會。」
　八月中，資策會的新董事們在邊吃便當中，連續開了五小時董事會。在資策會十八年，「第一次這樣，」黃台陽感嘆。
　在惠普工作長達二十三年，新任董事長黃河明有典型惠普人善於溝通、協調、聆聽的特質。接手兩個月，黃河明與林逢慶馬不停蹄地拜訪業界，徵集意見。對外界關切未來走向，黃河明以他一貫平和語氣說，資策會的重心仍然是為產業養成技術與人才，但做法要變，「過去有效的，現在不一定有效。」
　黃河明認為，資策會應該做前瞻科技，商品化時再轉移民間。現在尤其是契機，過去微軟獨霸，能做的事有限。但「像Linux這種開放原始碼出現，資策會就可以開發平台，授權民間應用，」他舉例。
　兩大財團法人都在求新求變，然而是否真能變身成功？過程中仍充滿重重考驗。事實上，它們的轉型，反應出的是大環境中更嚴肅的課題。

重重考驗


　對財團法人的任務，各界共識其實很清楚。財團法人要做的，就是「需要投資，眼前個別企業不做，但是長期能支援產業發展的事，」經濟部技術處處長黃重球指出。
　然而不論是工研院或資策會，這裡都遇到難題。要做前瞻、先導性研究，前提是先有足以支持的研發環境。雖說財團法人不以營利為目的，但面對企業高薪、股票的誘因，要吸引好人才，待遇也不能差太多。「財團法人的員工也會問：『我的未來在哪裡？』」黃台陽直截了當地說。
　這種情況下，財務壓力成為經營一大難題。不論是工研院厲行「一比一」政策（來自工業服務收入與政府科專經費各佔全院預算五○％），或資策會大量承接民間業務，這些做法縱被批評任務失焦，卻都是為了開拓財源。
　事實上，財務若沒有餘裕，反過來也會限制新研究進行的速度。
　比如工研院的生醫工程中心，去年底只用了兩個月就建立團隊，但到今年七月，才接到政府科專經費。「政府有很多機制不能突破，如果自主經費是零，怎麼可能？」中心主任李鍾熙很感慨。
　在這些發展一日千里的新興領域，「晚一步，就不用做了，」李鍾熙加重語氣。
　除了目標與資源間的兩難，怎麼配合產業發展，建立良性積極的合作模式也是挑戰。
　技術處最近促成工研院與明電通共同成立「達宙通訊」，就是一種新嘗試。達宙開發的是第三代行動通訊基地台設備，這是台灣完全空白的領域。
　與過去工研院衍生公司，創造新產業的模式不同，黃重球指出，這次是在技術還在種子階段，就先結合企業經營管理know-how，共同承擔風險。經過公開徵求主導廠商程序後，最後由明出資延攬電通所團隊，工研院與技術處成為股東。
　這是因應現實環境不得不做的改變。「如果不趕快切出來讓業者接手，速度不夠快，政府也沒那麼多資源丟下去，」黃重球指出。
　對硬體產業，技術移轉的模式還比較容易摸索，資策會遇到的難度就更高。林逢慶坦言，軟體與系統上的前瞻創新，很難定義，連帶使資策會與業界互動時動輒得咎。
　負責研發的副執行長柯志昇評估，可行的做法是，先把目前前瞻創新佔三成預算的比例提升到一半，兩年內提高到七成，然後再討論各種可能模式。
　就算這些問題都解決，長期，還要降低研究機構發展的不確定性。
　從微觀的角度觀察，研究機構需要不斷有人才傳承經驗。願意投身財團法人工作的人，多半都具有某種特質。「能做產官學研的樞紐是一種驕傲，求的是名而不是利，」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主任詹文男道出他的心情。
　但是隨著財團法人的處境困難，這種吸引力在逐漸降低。對工研院與資策會，怎麼繼續維持獨特地位，聚集願意服務產業的有志之士？反而成為釐清定位最重要的效益。
　進一步看，隱藏在這些變動表象背後的，是政府科技政策的不明朗。「問題順序原來應該是：先釐清政府在科技發展上扮演什麼角色，再問期許它們發揮什麼功能？」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一位顧問一針見血地指出。
　政府部門並非不了解財團法人所面臨的困境。去年通過的「科學技術基本法」中，不再把研發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列為國有財產，下放給財團法人自行運用，的確賦予它們更大自主空間。
　然而，沒有全盤的科技產業發展藍圖，就無法讓改造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科專不知道持續多久，會被立院砍多少，完全不穩定，」多位工研院與資策會主管同時抱怨。
　「新政府根本還沒時間好好坐下來思考，」史欽泰認為。
　儘管試煉在眼前，轉向的工程卻不能停止。
　撫著院部大樓前，一座用母親懷抱幼子，譬喻工研院孕育產業的雕塑，史欽泰特別指著石材上一道天然缺口：「這座雕像無可複製，」他說。頓一頓，又感性地補充：「這裡也是無可複製的工研院。」
　林逢慶也有同樣的心情。他對員工勾勒出的遠景是：「讓資策會繼續閃亮、無可替代。」
　他們的努力，不僅關係這兩大研究機構的新定位是否能夠順利完成，更影響未來台灣在科技競爭中的成敗。